作者：左承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在近代来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的经历尤为独特，却鲜为人知。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穿行于冀晋陕及甘青藏区，为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搜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些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作为植物猎人，他以域外探险、人际交往及植物采集为途径，获取有关植物最 新信息的同时，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成功引入英美。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 登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实践了西方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 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的决心。这一科学考察活动不仅揭示出地域性差异影响下的中国民众 自然观念的不同，亦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政治扩张背景下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
一 对中国北方及陕甘青藏地区的植物考察
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两次来华进行植物采集，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气候较冷、季节变化明显、高山环绕的北方地区及陕西西部和甘肃南部。这两次采集活动，缘由迥异，路线不一，任务亦有所不同，但都打着域外探险的旗号。
1.为阿诺德树木园考察中国北方及陕甘地区
波尔登首次来华是受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和英国维奇苗圃的共同资助与派遣。波尔登于1909年3月31日夜抵达北京，后考察了北京周边的植物群，收集到银莲、水仙等观赏花卉。随后以围场为中心进行考察，先后采集到报春、杜鹃等花卉及各类松果。三个月后，转至五台山，在附近山地采集到落叶松等树种。1910年，采集队到达秦岭山脉太白山，发现了许多梨属植物。1911年，对甘南地区进行第三年的植物采集，采集到多种绿绒蒿和报春花。1912年返京，又在周边采集到萨金特想要的核桃、栗子及七叶树等植物，并于1912年5月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英格兰。与阿诺德树木园雇用来华的首任植物猎人威尔逊相比，波尔登采集的植物品种并不算多，但他发现了紫罗兰报春、太白杜鹃等植物。特别是牡丹，是欧洲人第一次见到野外生长的品种，尤为珍贵。
2.陪同法月探险甘青藏区
波尔登第二次来华是在英国植物学家法月的邀请下成行的。1915年，他们在大通河流域峡谷里发现了白色金莲花，找到一种新的报春花——束花粉报春。法月在一处山顶还遇到一株线叶龙胆。在此次探险中，他们收集到多种高山植物，包括首次发现的野香荚蒾，并将小叶丁香、甘青铁线莲等具有园艺价值的植物引入英国栽培。
二 人际交往：植物信息网络的生成
受空间限制，波尔登所获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探险途中的人际交往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波尔登在华的人脉关系逐渐建立，并以此形成了其搜寻中国植物的信息网络。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过在华外国人获取信息；第二，依靠中国人协助采集。
三 在华的科学实践与观念碰撞
通过对波尔登考察路线的梳理，植物采集活动的特殊性亦得以彰显。第一，波尔登在考察过程中的空间位移并非直线前行，而是随季节变化往复其间。第二，采集的周期性要求采集者必须以据点为中心，以便掌握植物群的分布状况。波尔登需按植物学考察标准对所采集的植物进行整理与寄送，以满足西方的科学研究。不过，波尔登的采集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多次与当地人产生摩擦，究其缘由，多是与所到之处民众自然观念的差异所致。
1.现代植物学知识体系下的域外采集
波尔登来华采集的植物将主要用于三层科学研究：一是比较中美植物区系；二是勾勒新旧植物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三是试图建立较为完整的植物分类体系。波尔登在探险过程中按照植物学标准对采集的植物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寄送。其步骤一般为：每到一据点，首先观察周围植被分布情况，随时记录其地理位置；发现有采集价值的植物后，根据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之分采集整个植物或其各部器官，根、茎、叶、花在同期采集，果实及种子于秋季捡收。采集完成后，波尔登会根据植物的基本特征判断种类，然后进行标本制作，并编号记录。波尔登对植物整理的标准及方法，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植物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植物研究正处于从本草学到近代植物学的过渡阶段，研究方法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互交织。与西方植物学学理与规范相比，中国传统植物研究更强调植物这一生命体内外的互动性。
2.植物采集过程中自然观念的碰撞
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不仅揭示出中西知识体系的区别，更展现了不同地区自然观念的差异。在考察过程中，波尔登多次因采集植物引发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其中以他在太白山的经历最为典型。太白山至晚从唐代便是道教的重要场所，历朝都有道士在此修行。道教的神学教理亦影响着太白山道士对波尔登植物采集活动的理解。在这些道士看来，波尔登的采集活动破坏了太白山三气合德的圣境。据此，太白山一事不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外国人植物采集活动的态度除受排外情绪的影响，还有传统灾异观和当地宗教信仰的因素，更揭示出这一地区对自然的理解与波尔登所认知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同。然而，中国地域性差异明显，信仰格局多样，不同地区民众对自然的认知亦不一致。如卓尼藏区、大通河流域。这些地区居民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受宗教信仰影响，当地人的自然认知与华夏汉文化地区的居民迥异。在藏传佛教世界中，一些山川、河流和高大树木都赋有神性，它们一旦遭遇破坏就会引发灾异，故波尔登等人在这些地区所受到的阻力尤强。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强调中国地方民众对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抗拒态度，并非重申其二元对立，以此消弭中西方认识自然的共性。不论是将植物作为食材、药材、建材等自然资源，还是作为仪式表达和意识建构的文化隐喻，这一时期人类主体对自然的观察和认知多是基于为自身服务，只不过波尔登在华进行植物考察的经历，更凸显地域差异影响下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亦是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
摘自《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全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