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商周时期的祭祀、分封、宗法、礼仪等皆依制度而行。大而言之，国家机器、统治权力的运作皆在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小而言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人际关系及个人言行，也要受制度约束。
一、尊天敬祖与强化王权：商周制度建构的核心元素
商周时期是国家制度初创阶段，但商周两代的政治家已经创制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如商代的祭祀制度、贡纳制度，周代的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商周两代国家制度构建的理念特色主要有以下两项。
其一，商周两代国家建构中尤重尊天事鬼。祭祀的实质乃是借非人格化的制度之力来凸显人格化（亦即神化）的权威。商代之所以出现非常强大的神权，主要原因是国家统治权力尚薄弱，要借“神之力”维系统治。商末敬神之风虽然趋减，周祭制度下的遍祀祖先神灵，逐渐沦为虚应故事，以方国联盟为基本制度的商王朝依然挡不住牧野之战的冲击而崩溃。周王朝承继了商的天命思想，并且将其改造为可以变置的天命观，以之作为立国的基本观念。通过不断宣扬灌输，周人把自己的天命观强化为天下的共同观念。西周建立后，逐渐将神灵崇拜的重点转向“敬宗尊祖”。商周两代虽然在敬天事鬼方面有所差异和变化，但于祭祀制度的理念和实践方面还是大体一致。周代的世卿世禄之制、宗庙祭祀之制皆与此观念有密切关系。
其二，逐渐加强王权：商周政治建构的主轴。天命观基本解决了商周两代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但理念认同并不等于秩序行动。政治秩序问题还需制度来规范。王权的强化是那个时代政治秩序的顶端。以方国联盟为特色的商王朝，由于强大的神权和族权的干扰，商王的势力和影响还比较小，从卜辞和文献里见不到商王大规模分官设职、构建国家制度的记载。周代创设的政治制度中，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周人的观念里，君统与宗统合而为一，再加上天子头上的天命光环，周天子便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王”之权威。这个权威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分封和宗法两项制度，使周天子成为天下政治秩序的代表和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影响之深远，直到春秋战国时还余波未息。
二、“天下一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重构
西周政治制度建构的核心思想和出发点，是实现统一有序的国家治理，而这一思想在王纲解纽、礼废乐坏的东周时期，成为各诸侯国重建统一秩序的思想根源。
在东周时人的印象里，周王朝的全盛时期是礼乐文明的时代，是制度与秩序皆优的时代，这并非仅是一种复古思想，而是通过对历史的回溯和建构，来表达现实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华夷之辨，但占主流的声音是“天下一家”。
春秋以降，虽然周王朝权威严重衰落，但其思想遗产仍有强大影响。孔子期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国儒家主张“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战国诸子多言天下当归于一统，这些思想进一步滋养了春秋以降的“大一统”理念，为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将“天下一家”理念付诸制度实践的主要是战国法家，尤以商鞅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政治理念的发展及其制度实践，为秦汉大一统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历史基础。若借用王国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这句名言，我们也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亦是围绕制度的建构而展开的。
三、君主在制度之内：先秦制度文化的重要创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先秦时期国家制度建构的核心是以王权为顶点的政治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君主对王权的肆意滥用。相反，出于对君主以王权作恶的警惕，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制度实践，皆给予了充分注意，提出了限制性要求。其一，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创设者本人是否遵守制度，这在西周时期主要体现在对天子之德的强调。其二，以制度约束君主言行。正因为先秦国家制度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均对君主行使其权力提出过明确、严格的要求，故而在诸如桀纣之类暴君当政时，人民起而推翻残暴统治的行为，便获得了合法支持，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亦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约束或惩罚。
先秦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和奠基期，尤其是商周时期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及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其一，开启了国家之制的历史时代，即明确了以制度作为立国基石。此后，以制度为中心，通过建章立制、改制更化等方式治理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传统。其二，周王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实践，成为后世“天下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滥觞，进而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定于一”的实践活动，最终实现向秦汉王朝“大一统”制度的嬗变。其三，奠定了以制度捍卫“有道天下”的政治传统。“其身正，不令而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立制理念，“师保”与“辅贰”的制度建构以及“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的违制惩处，始终发挥着维系历代国家制度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作用。
摘自《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全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