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辉，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探究郭熙名作《早春图》的创作初衷和思想内涵，评价其图像史价值，需要追溯具体历史背景，还原政治空间。梳理郭熙以艺见道、以图载道的创作思想，可以发现其画作的潜在政治寓意。《早春图》既是反映熙宁变法初衷的宣传画，又是影射政治变革的政治画。郭熙从一介布衣到被“神宗奖遇”、评其画为“天下第一”，是因为他作为道法自然的图像设计大师，其画作的图景风格与政治含义高度交叠，画作被时人称为“郭熙官画”。《早春图》在熙宁年间被作为宋神宗御前屏帐立于政事厅的可能性极大。从梳理画图与时代政治环境之间的某些对应性入手，认知《早春图》的图像史价值，可以弥补艺术与史学之间的罅隙。
一、郭熙独特的绘画特质
郭熙具有艺术的整体观照方式，具备从宽广到细致逐层展开命题序列、从自然现象到人文图景依次铺排设计的能力。
（一） 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
为了全息性地展示自然气象，郭熙创造性地提出了山水画构图的“三远法”，“三远法”的视野暗合了王安石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变革思想。郭熙的画作常被误读为附庸权贵，究其缘由，一方面与郭熙“少从道家之学”的经历相关，另一方面还同郭熙画作背后的委托者们息息相关。这样的人生契机，为郭熙从自然视角切入政治视野拉开了新的序幕。
（二） 基于政治空间的创作经历
随着宋代官员的政治文化空间日渐从地上的席面移至案上的桌面，“左图右书”的传统亦日渐变为“前书后屏”。郭熙正是这一时期许多重要政治文化空间中屏风、屏障的创作者。郭熙在当时政治空间内创作的屏风画壁山水图诸作，引发了士大夫情感上的诸多共鸣。郭熙的山水画作因而也从精英媒介转化为政治媒介，进而能够通过山水图景隐喻政治前景，用审美现象表征时代气象。
二、《早春图》的精神思辨性与革故鼎新的政治气象
郭熙如何把控这种安置于政治空间内尺幅阔大的绘画媒介？这种空间场合对创作构思会产生哪些影响？《早春图》的图像中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诉求？要回答这些问题，需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考察郭熙的创作方法。
（一）《早春图》的精神思辨性与屏箴规谏
对于作者而言，图像的精神思辨性在于辩证地看待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深入揭示文化基因的精神内核。对于观者而言，图像的精神思辨性在于辩证地看待抽象与具象。郭熙提出的“景外意”与“意外妙”，正是基于视觉图像背后的潜台词而构建的。
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基于内署政务空间的图像，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延伸与高级的政治修辞，这是郭熙创作大屏画时不可能不考虑的。郭熙不仅鄙夷一些士大夫务眩细巧的倾向，还希望通过山水画“别有意旨”地成就出《周礼》所述的“圣人之作”。
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中，宋代的审美风尚已转向内在，水墨色的怀旧模式与图景重返自然的思想倾向成为主流，《早春图》正是唐宋绘画文化变革中的艺术典范。绘画语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即题材从人物转向景物，色彩从有彩色转向无彩色，构图将单视角变为多视角，旨趣由外在观照转向内在理解。《早春图》这种素雅的艺术风格，有意识地主动放弃了对观者感官的讨好取悦，其引人入胜之处是给予受众精神上的启迪与内心深处的鼓舞。
郭熙的画学思想和宋代理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自混沌、蒙荒、无序而归于天理、因果、有秩，正是宋代理学的理路。郭熙正是以“理一分殊”作为创作指导思想，运用“以理入画”的图像表达方式，通过画作的“气象”打动了士大夫与帝王，弥合了士人与画工的间隙，同时也为日后画学中士流与杂流之区别埋下了伏笔。
政治空间中的大屏画作，能够受到众多政治精英的推崇，是画师鲜有的殊荣。郭熙给予其画作以多层次的图景设计空间，并总结出绘画构图上的“三远法”，可以说在“三远法”确立之前，还没有画家尝试以空间界定的方式区隔画面的意义。“三远法”的确立为郭熙在画作中承载多层次的潜在信息提供了技术保证。
（二）“早春”体现的迫切希望与革故鼎新的政治气象
在创作观念上，郭熙受到道家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影响，他认为若能在“太平盛日”重返自然，将会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进而他在艺术上提出不可蹈袭陈迹，而应法效自然造化之功，兼收并览而不局限于一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郭熙师法造化、反对蹈袭的艺术观念与王安石移风易俗的政治观点颇多相通。
在构思立意上，《早春图》中的早春不仅是自然现象，亦是大道开阖、天理流行的人文景象。通过对社会生态与政治时势的把握，选择早春作为艺术形象，汇同“骄阳初蒸，晨光欲动”的描述综合观之，郭熙对“熙宁变法”寄予了别有深意的期许。然而“乍合乍离，或聚或散，变态不定”与“莫知其涯际”又构成了郭熙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审慎表达。这些顾虑反映在《早春图》图像中，像是一种“图谶”。
在创作手法上，郭熙创造性地运用“早春”破题，并以“诗眼”解题。郭熙在图像中把前人诗句中的“早春”意象理解为赋予美好希望的时节，并将其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变化契机给予表征性的呈现。以此切题则是表达当时政治变革最合适的屏风图像设计方案。
在绘画语言上，《早春图》的画题“早春”正是视觉表现中应该着意观照的精神聚处。《早春图》并非对变法成就的颂扬，而是站在自然造化的高度对变化的新生萌芽状态给予肯定，图为变法而作，且不得不变才是《早春图》潜在的创作动机。郭熙只是在图像中以慎重思索后的多维视角给予了观照，并构建出全面考察的宏大格局，而不能给定明确的答案。
在构图安排上，在画面中用贫民的生活状态回应了王安石居安思危的政见。
在叙事内容上，画作里士大夫在道路中崭露头角的求索状态就像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种图像表征，呼应了王安石“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的用人态度。
《早春图》的图像感染力在于对政治氛围与自然气象同样的敏感——在运用自然景象表现寒暖交替的同时，亦为政治变革的初始时态做出了精妙的图像脚注。面对方兴未艾的熙宁变法，迫切地希望革故鼎新，正是作者选择“早春”作为时间节点的用意所在。图像的吸引力在于运用“三远法”在局部上将空间压缩并置，在主题上将“早春”这一时间概念精准提炼，借自然时态步入政治事态，假自然生态追问社会情态，此时此刻的自然山水因此也就化作了耐人寻味的象征符号。图像的说服力来自处于熙宁变法时期，完成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的《早春图》本身也是一种在图式上寻理的艺术变革。
综合以上对画作题材内容、作者人物关联及其空间场域等方面的情形分析来看，郭熙的《早春图》极有可能是宋神宗变法时期立于政事厅的御前屏帐。
三、余论
郭熙是一位秉承“道法自然”观念的图像设计大师，其《早春图》含有思辨性和屏箴规讽的寓意。这一名作既是反映熙宁变法初衷的宣传画，亦是影射政治变革的政治画。郭熙用细腻、冷静、克制的艺术笔调，理性地通过天时、征物象、表人伦、陈事态，把自然的感知力转化为社会的预见力，将时势的洞察力调度为艺术的表现力，使空间的想象力呈现为历史的穿透力，以“早春”意象表达了对变革的美好希望。总而言之，从梳理画图与时代政治环境之间的某些对应性入手，认知《早春图》的图像史价值，可以弥补艺术与史学之间的罅隙。
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全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