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陈松，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生。云南昆明，650091、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理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
摘要：由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河源”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国古代对于黄河源头的关注、讨论，甚至实地探查持续不断，由此不仅留存下大量的文本文献，而且还留存下大量的“河源图”。以往对中国古代河源认知的研究，一方面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古人对于河源的认知不断从错误走向正确；另一方面缺乏对作为古人“河源”认知的直观反映的古地图的分析。基于以往的研究和文本文献，通过对河源图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唐代之后对于“河源”进行了多次实地探索，但今人看来完全错误的“重源伏流”说不仅没有丧失主流地位，而且还将这些实地考察的结果尽量囊括了进来。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考察并不能带来“知识革命”，也不能推翻“经典观点”，“知识革命”涉及到知识结构的整体性变革，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对于黄河河源的关注、讨论，甚至实地探查持续不断，由此在历史上，对于河源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认知：“导河积石”说、“河出昆仑”说以及“重源伏流”说、“河出星宿海”说。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基本都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于河源地区的不断探查，那些早期对于河源的错误认知，被逐渐抛弃，“河出星宿海”说日益占据主流，且通过这些实地探查，对于河源的具体所在日益接近现代的正确认知。不过，已经有学者指出，虽然清代乾隆时期对河源进行了勘查，但乾隆帝依然强调的是“重源伏流”说。因此，中国古代对河源实地考察与河源认知之间的关系，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对于“河源图”的研究数量极少，且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基本是介绍性的，将河源图与古代河源认知联系起来的研究数量则更少。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以往的研究大致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对于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在现代人看来，唐代以来不断进行的实地考察，实际上应当推翻了“导河积石”“河出昆仑”和“重源伏流”说，但在文献以及在地图上，试图弥合这些说法和实地考察的各种努力依然存在，“重源伏流”说甚至依然占据主导。
在以往进步史观和科学史观之下，这样的努力被归结于“世俗权力的作用”以及构建“国家认同”的需要等等之下，但这样的分析显然过于表面和肤浅了。在受到现代科学影响的现代人看来，实地考察是知识可靠性的来源，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判断标准对于中国古人是否适用，尤其是当来源于实地考察的知识与经典以及长期占据主导的传闻发生冲突的时候。
二、以河源图为代表的地图所反映的对河源的认知
虽然对“河源”位置的探究早已有之，但现存对“河源”进行描绘的地图则最早出现于宋代。大致而言，在宋代的地图中，河源的“重源伏流”说实际上占据了主流，只是或与“河出昆仑”说，或与“导河积石”说糅合在一起，并且在对“伏流”出露处的认知上有时受到唐代河源探查的影响。
元代都实对河源进行了考察，也存在记录和呈现其考察结果的相关著作和地图，如在陶宗仪《辍耕录》中就记录了都实的考察过程和发现，其中还附有一幅“黄河源图”、王喜《治河图略》中也有一幅“河源之图”，这两幅将都实的河源探查与“河出昆仑”说结合了起来。此外，在《治河图略》中还收录有“禹河之图”“汉河之图”“治河之图”“宋河之图”以及“今河之图”。在这5幅黄河图中表达的是“重源伏流”说，且与“导河积石”说相结合。此外，陶宗仪《辍耕录》在图后文字中对“重源伏流”说是持否定态度的。王喜《治河图略》并未对河源所在表达直接的意见，虽然其肯定了都实所至应当就是河源，但从所收录的地图，尤其是“今河之图”和“治河之图”来看，其对“重源伏流”似乎并不持否定态度。不过，与宋代类似，关于河源的其他说法依然存在。
明代的地图对于河源的表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河源明确或者不明确地标注在了“星宿海”或者“星宿海”大致所在的位置上，但某些地图在河源不远处标绘有“昆仑”；另一类则表达的是“重源伏流”说，且认为“伏流”出露处就是“星宿海”，但同时或将“河出昆仑”说或将“导河积石”说与此糅合起来。就目前掌握的地图来看，第二类地图在明代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地图如此，在明代的文本中也存在否定都实河源考察所获资料的可信性，同时对“重源伏流”和“河出昆仑”说加以辩护的论证。
清代康乾时期对河源进行了实地探查，但并不像之前的很多研究所展示的，对河源的认知有了切实的进展，乾隆基于河源探查得出的依然是“重源伏流”说的结论，实地考察只是让其更为确凿地肯定了“伏流”所出的具体地点。
三、结论
总体而言，从地图来看，宋代之后，在关于“河源”的问题上，“重源伏流”说实际上占据着主流，只是有时糅合了“河出昆仑”说或“导河积石”说；而唐代以来对河源的考察并未动摇上述三种说法，尤其是未能动摇“重源伏流”说，而只是在“重源伏流”的框架中，进一步确凿了“伏流”露出地面的位置。而就“重源伏流”说的长期存在而言，“世俗权力”以及构建“国家认同”的需要并不是原因，其本身就是一种长期存在且占据主流的中国古代关于黄河河源的认知。对于“重源伏流”说的坚持，有着逻辑基础。这些认知还使用了同样为今人所强调的逻辑推理，即“以理度之”的思路。
还有一个知识现象需要谈及。除了康乾时期的考察留下了考察者直接或者参与绘制的“河源图”之外，之前的所谓“河源图”实际上都是后人根据文献中或者亲历者的描述绘制的。如何将描述转化为“图像”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其间必然要搀杂或多或少的想象。对于观看者而言，如何分辨出其间蕴含的“想象”同样也是个问题，而这种分辨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观看者的“想象”，因此，这也证明作为史料的古地图、现代地图，以及似乎是写实的照片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想象成分。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图像史料的价值，因为笔者认为图像史料的价值更应当在于这些想象的成分。
摘自《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全文约14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