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先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祀孔旧典之后，被视为“封建遗典”的曲阜孔林、孔庙旧制之变更的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由于利益攸关，孔府起而抵制，林庙改革之争由此展开。孔祥熙、蒋介石等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先后介入其中，力主“优异圣裔”和“保护孔子林庙”；以孔教会为代表的尊孔派亦发声支持孔府的诉求。最终林庙改革问题超越新旧分野，演变成利益、权力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博弈互动。由是，林庙改革一波三折，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乃至中央政治会议推举出的五委员制订的一系列方案都先后成为具文，至1930年初更是陷入了“暂缓执行”的尴尬境地。曲阜林庙改革之争，不仅凸显了矛盾各方在林庙旧制变革，或其表征的尊孔抑或反孔问题上的复杂互动关系，同时亦折射了彼时公权力私心自用和政随人转的政治生态，以及旧有社会、文化制度的现代转型之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祀孔旧典之后，被视为“封建遗典”的曲阜孔林、孔庙旧制之改革成为大势所趋。由于事关切身利益和未来出路，与林庙命运息息相关的孔府起而抵制，曲阜林庙改革之争由此生发。林庙改革之争或许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国家政权建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但它隐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诸如国民党高层的新旧分野、社会变迁中尊孔抑或反孔的意识形态建构、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背景下政治权力运作的实态等无一不在其中。但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尚未有专文探讨，相关叙述多出现在带有传记性质的作品中。这些著述重在史实描述而少有深度分析，且大都篇幅较短，对林庙改革之争中的诸多事实，或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未能明其梗概。
一 曲阜林庙改革之争的缘起
孔府名下孔林、孔庙及其附属田产的存在与扩展，端赖于孔子的“遗泽”。但近代以降，随着西力东渐和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制度化儒家逐渐走下“圣坛”，并终在1912年伴随着晚清帝国的崩塌而解体。与之相应，端赖于孔子之“遗泽”，并与封建帝制有着特殊胶着关系的孔府、孔林、孔庙的命运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28年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蔡元培执掌院长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训令将其废止。凡此意味着国家祀孔传统中断，孔庙作为国家祀孔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遂告终结。由于利益攸关，孔府自是千方百计予以抵制。但彼时社会环境和舆情民意俨然对其极为不利，孔府急忙派人去武汉联络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的孔祥熙，寻求应对办法。林庙改革之争由此拉开了帷幕。
二 矛盾双方的博弈与内政部原拟《曲阜林庙改革办法》的受抑
孔祥熙向来非常看重自身的孔子后裔身份，他在得悉“曲阜孔林孔庙，颇受骚扰，甚至有没收庙产之谣言”后，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保护孔子林庙的提案。在孔祥熙提交提案前后，为顺应新的政治形势，孔府管事族人又以衍圣公孔德成的名义向山东省政府呈请变革林庙旧制。一时间，曲阜林庙问题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蒋介石的表态性支持，如何保护和处置林庙问题俨然成为一个“事关重大”的事件。
种种迹象表明，林庙问题似乎正向着有利于孔府的方向发展，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1月23日，山东省政府将拟定的《整理孔庙祀田案审查报告》函复内政部。12月14日，内政部会同讨论拟具《曲阜林庙改革办法》，并拟上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这两个文件关于袭爵、古迹古物问题的规定内容基本相同：关于袭爵问题，皆主张取消，另由政府给以相当名义专司孔林、孔庙奉祀事宜；关于古迹古物问题，皆主张设立图书馆暨古物陈列馆所，“俾众浏览”。但关于祀田问题，两者的主张稍有不同：山东省政府主张孔庙祀田清理以后，即以其课租收入保护古迹古物，并以其收入一部分作为孔子嫡派子孙读书求学之用；而内政部则主张祀田升科，归国家征收，然后再从中划拨出一部分作为孔氏嫡派子孙教养费用。
孔祥熙见到上述两个文件之后，甚为不满，立即会同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担任要职的孔氏族人先后三次拟具曲阜林庙改革办法意见稿，并最终形成定稿上呈至内政部。纵观孔祥熙等人所拟具的意见稿，可谓在相当程度上推翻了山东省《整理孔庙祀田审查报告》，特别是内政部原拟《曲阜林庙改革办法》中有关“祀田问题”的规定内容，甚至就连孔德成原呈中主动要求撤销的袭爵问题也要求“暂从缓议”。
三 争执再起与林庙改革“暂缓执行”
内政部重新拟具的《曲阜林庙改革意见》的出台，无疑是孔府巧妙反制，特别是孔祥熙鼎力相助的结果。不过，该“意见”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付诸实施。1929年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胡汉民、戴季陶、蔡元培、蒋梦麟、赵戴文等五委员会同审查此案。3月14日，五委员在审查此案时，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出要另拟办法，致使林庙改革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时至6月28日，教育部、内政部、财政部会同商定并公布了《孔庙财产保管办法》，10月4日，中央政治会议指定的五委员再度会同讨论内政部呈交的《曲阜林庙改革办法》。6日，五委员会同公布《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并拟送中央政治会议核议。该报告规定如下：撤销衍圣公名号；“以原有祀田充作办理纪念孔子各项事业之基金”；“纪念孔子事业”。
衍圣公名号，特别是林庙及其附属财产的产权归属，事关根本利益所在，如今全部予以取消，孔府自是难以接受。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社会舆论于己不利，但孔祥熙的鼎力相助以及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表现出的尊孔倾向已使孔府方面有了底气。故该报告一经公布，孔府一改先前谨言慎行的低调姿态，立即以衍圣公孔德成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各部长、各省主席等国民党政要，称：林庙、祀田等各产业，“系由宗祖孔子暨历代先祖父子相继所遗留，已两千余年”，纯属“私有财产”，国府委员蔡元培将孔府产业充公的提案系“非法处分”，要求撤销非法处分原案，。与此同时，曲阜孔氏族人召开内部会议讨论应对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孔府的反制咄咄逼人，但其反击目标仅仅锁定蔡元培一人。
11月20日，教育部训令山东省教育厅，“调取衍圣公原印，即日呈缴本部，听候核办”。衍圣公原印不仅是衍圣公名号的凭证，它更是孔府维护自身利益以反制蔡元培等人的“势在必得”之物，因此，孔府以“未奉行政院批示为辞”，拒绝缴印。与此同时，一些尊孔派人士如陈焕章、蒋尊祎等人站在孔府一边，致电教育部予以反驳。
僵持不下之际，12月25日，教育部上呈行政院，其呈文一方面阐明衍圣公原印已经自动撤销，须按照“行政手续”“将所领原印呈报缴销”；另一方面则强调收回原印是防止被“奸人”利用，维护孔氏后裔使然。但教育部的呈文，未见行政院答复，夺印“闹剧”依然没法收场。好在孔祥熙再次出面协调和干预，教育部最终致函山东省教育厅厅长：“调取衍圣公印信一节暂缓执行，俟与孔氏问题全部同时解决。”如此一来，不仅衍圣公印信和名号保住了，就连祀田升科问题也“暂缓执行”了。至此，《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亦成为一纸具文，“喧腾全国”的林庙改革问题复又陷入被悬置的尴尬境地。
四 结论与讨论
曲阜林庙改革之争，是民初《崇圣典例》修订问题的延续，是1928年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祀孔旧典之后，内政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顺乎时代潮流，力图取消被视为“封建遗典”的林庙旧制，而引发诸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政治文化事件。
该事件貌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对蔡元培等人来说，是取消“封建遗典”和顺乎“党治体制”的革新之举；对孔府来说，是关乎圣裔未来出路和最终命运的利益碰撞；对孔祥熙来说，是维护孔氏家族地位的权力较量；对蒋介石等部分国民党政要以及孔教会人士来说，是被隐喻的尊孔抑或反孔的意识形态建构之争。在上述各方势力的博弈和互动中，曲阜孔林、孔庙的命运跌宕起伏。
曲阜林庙改革一波三折，难以推进的原因甚多。但时代潮流和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大势毕竟不可违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重新启动林庙改革，赫然取消衍圣公名号并重新清理孔氏祀田即是一个明证。不过，斯时在林庙问题上所映显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与之前相比依旧未有多大改观。而曲阜林庙这样一种“只能如此”的命运，映显的正是国民党治下公权力私心自用和政随人转的政治生态，以及旧有社会、文化制度现代转型的艰难。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0年1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