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庆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天津，300350。
摘要：“异地同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地点之间地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地名用字的偶合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地名重名问题。此外，古代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其具体机制即表现为“地随族迁”。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与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这一阶段地名的空间流动依然存在，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迁移，上述现象当与中央集权王朝推行“大一统”举措密不可分。
通过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地名资料的梳理与考辨，试对商周“异地同名”的不同成因进行归纳，并分别选取相关例证加以讨论。其中，部分地名重名现象直接缘于地名的空间流动，同时也是早期方国、部族迁徙往复的必然结果，故可作为探索族群活动与地理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至于战国中后期到秦汉时期，尽管地名的空间流动现象依然存在，但无论是在主导因素抑或客观表征方面，都与先前有着显著的差异，其间无不折射出集权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综合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阶段地名迁移的特征加以历时性考察，亦可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认识。
一 商周“异地同名”现象释例
商周时期的“异地同名”现象可谓纷繁复杂，根据笔者的初步整理，目前可以确定的重名地名数量当在150组以上，其中以单音节词地名占据主流，部分常见地名如商、亳、唐、京、盂、申、吕、曾、鄂、历、向、郜、瑕、清、稷及犬丘、新城、平阳等，重合频度都达到了三次以上。客观地说，基于现有的史料，欲将上述所有重名地名的成因逐一廓清，条件尚不成熟。不过，倘若透过文献细节详加查察，仍可廓清部分代表性地名的重名原委，从而有助于揭示相关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
因地名的通名属性而致重名。商周时期不少“异地同名”现象的产生，实际是由地名本身的泛称色彩决定的。这些地名往往起初用作通名，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通名特征，因而采取此类称谓来命名地理客体，其所指对象难免会出现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问题。
因时人的表述习惯而致重名。此种类型与前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有关地名皆为专名而非通名，它们所指称的地理客体本应是相对固定的，其适用范围之所以会有所扩展，主要是受到时人表述习惯的影响，所以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因更改构词形式而致重名。尽管在先秦时期，人们已会采取增减前、后缀或其他成分的办法来更改原有地名的构词形式，以避免不同地点之间的同名现象，如“大梁”与“少梁”、“内黄”与“外黄”、“首垣”与“新垣”等，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新的重名问题。
二 “地随族迁”：早期“异地同名”现象的重要成因
在前文中，笔者围绕地名重名的不同成因，已对商周时期的“异地同名”现象作了初步揭示。除此之外，当时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地名重名的重要因素，与上述若干类型具有平行关系。但相较而言，此种“异地同名”现象直接缘于地名的空间流动，同一地理称谓出现在不同区域各地点的源流关系比较清楚，而根本动力则应归于人群的迁徙居处。更为关键的是，地名空间流动的这一机制不仅在世界文明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呈现出新的变化。
就“异地同名”现象的诸多成因而言，“地随族迁”这一机制的具体运行，是以当时政治组织、血缘集团与地理实体三者名号的合一性作为基础的，所以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尽管前揭国族迁徙的客观情形不尽一致，但结果都导致了有关地名的空间流动，其迁播轨迹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呈现复杂交错的景象。
三 “张大一统”：地名空间流动机制的变迁
然而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宗族组织的解体，地缘因素最终取代血缘关系成为维系社会的主要力量，列国也普遍通过改革建立起地方行政系统，由原先的“族邑林立”状态逐渐过渡到统一的集权国家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级血缘组织与其专属领地之间的固有联系趋于瓦解，国族名号与地名的合一性自然也难以为继。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和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而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相对减弱。尽管这一阶段的地名流动现象依然存在，但其根本动力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特征则是随着新兴集权国家或统一中央王朝的疆域扩张而向外迁移，其中尤以“九原”“苍梧”“豫章”“朝鲜”“大夏”“瓜州”“流沙”“三危”“昆吾”等地名较为典型。
四 结 语
综上，我们可将本文所论要点及启示略作小结如下。第一，“异地同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第二，先秦时期的族群迁徙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第三，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地名的空间流动机制又呈现出新的变化。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