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桓占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殷商王朝修建了庞大的城邑，使用着成体系的甲骨文，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取得了处于时代前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周人也称其为“大邑商”，声威之隆，达于天下万方。然而，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竟然不堪一击，一战而亡于“小邦周”之手。殷商亡国带给人们的震撼相当巨大，即使作为胜利者的周人，也谆谆告诫后人“殷鉴不远”。因商朝灭亡形成的这一成语至今广为流传，足见殷商亡国事件影响之深远。
一、殷周贵族上层对殷商败亡的共识
商王自称“予一人”，拥有最高决策权和最终决定权，殷商灭亡，纣王理当要承担主要责任。殷周可信文献中，殷末贵族上层及周初武王、周公、成王在不同场合，都曾提及殷商败亡原因。
《尚书》的《西伯戡黎》与《微子》两篇文献，保存有殷商末年社会动乱、王朝危亡的可信史料。其中有殷人自身对王朝危亡原因的认识。《西伯戡黎》是周文王战胜位于河东的黎国，殷商政治统治出现重大危机，殷臣祖伊奔走告纣的记载。很可能纣王把危机原因归咎于祖先神不加保佑，故祖伊才直陈问题出于纣王自身，指出不是先祖不襄助子孙，而是纣王过分戏怠，逆天道而废典刑，自绝于先王，故遭弃于上帝。祖伊虽未明言纣王“淫戏”的具体表现，但纣王曾“以酒为池……为长夜之饮”，说明酗酒应为纣王“淫戏”的主要内容。微子与箕子均明确指责纣王“沈酗于酒”。关于纣王酗酒导致的问题，三人认识高度一致。可见，在殷末贵族上层看来，殷商危亡与纣王酗酒有直接关系。
武王征商，需要战前动员。《尚书·牧誓》作为可信的西周文献，记载了武王在牧野之战前的动员讲话，其中言及纣王诸多恶行。
西周建国后，周人统治着数量庞大的殷遗民，武王、周公经常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加以训诰。不少训诰也涉及殷商败亡原因。武王、周公对殷遗民的训诰，重心虽在于强调殷商灭亡是上帝的威罚，但也或隐或显地指出纣王迷乱于酒、过分逸乐的问题。
《尚书·酒诰》是康叔赴卫就国前，周公代表成王对他的训诰。这是西周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谈话，所谈内容可信度比较高。有意思的是，周公不但明确把酒与邦国丧亡联系起来，而且把“燕丧威仪”视为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
周公指责纣王“酗于酒德”“淫泆于非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酗酒之风迅速蔓延，成为殷人族群性的“污俗”，出现了“燕丧威仪”情形。“燕丧威仪”又使得“民罔不衋伤心”。《尚书正义》将其释为“民众无不衋然痛伤其心”，似非达意。此处之“伤心”，应作“失去民心”解，实际是《孟子·离娄上》所载“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的来源，是周公首次把王朝兴衰与民心向背建立了关联。“燕丧威仪”四个字承上启下，极其重要，既是纣王“淫泆于非彝”的严重后果，又是“天降丧于殷”的直接原因，隐含着殷商亡国的关键信息。
二、“燕丧威仪”解析
“燕丧威仪”四个字当中，“丧”是动词，即“失去，丢掉”之义，无需过多解读，需要深究的，是“燕”和“威仪”的涵义。
“燕”本身有饮酒燕安之义，只是，饮酒也分“燕私”与“燕礼”不同场合。如果商王在私下场所燕饮娱乐，即使醉酒不省人事，也只会被极小范围的侍者知晓，不会产生太大政治影响，更不会导致身死国亡的历史悲剧。周公既以“燕丧威仪”为殷商败亡之因，则“燕”必非“私燕”，应为官方性质的含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燕礼”。“燕丧威仪”是指纣王在正式燕礼上丧失了“威仪”。殷商晚期已经出现燕礼。射礼早在晚商就已经流行，是商王暨各方贵族阶层成员参与的弓矢竞射礼，通常习射于水泽原野处，射后有享祭先祖之礼。古人先燕后射，燕射一体，国家级别的燕礼受到统治群体高度重视，具有特别重要的准则功能。
燕礼多在帝王正殿举行。在正殿举行燕礼，既有表示相亲昵的意思，又象征着在燕礼上明确的各项准则具有官方背景。西周燕礼的传统，理应有从殷商传承的成分。来宾参加燕礼，要醉不及乱，始终保持和乐有序。宾客醉了一定要离开，这是礼的要求。但常识告诉我们，喝醉还能不丧失控制，需要强大的定力，非常人所能为之。这样既可以落实国君要求，领受国君盛情，又能保持自身体面，心照不宣地维持燕礼秩序。燕私作为非官方场合的礼仪仪式，还要保持醉不及乱，何况具有政治礼仪背景的官方燕礼呢？臣子陪国君宴饮，过三爵就被认定为非礼，怕的就是喝醉丧失礼节。因此，君臣在燕礼上饮酒作乐，只是为了烘托气氛，双方之意均不在酒，而在于维系、确认并强化君臣之间政治关系的各项准则。
据《仪礼·燕礼》记载，燕礼程序有“祭脯醢”“祭酒”“坐祭”等祭祀祖先的活动，说明燕礼还具有宗教性质。这种宗教植根于祖先崇拜，彰显着长幼有序、上下有节、贵贱有等、君臣有义的社会准则。因此，燕礼的目的，本质上在于强化君主独尊，巩固君臣政治关系的基本准则，明确臣子的等级贵贱。当然，燕礼也可以联络君臣感情，并使这种感情在仪式程序上得到升华，产生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感。周礼与殷礼有继承有损益，周代燕礼与殷商燕礼相比较而言，在仪式程序上也许会有一些新变化，但其功能却不会轻易改变。殷商时期的燕礼，理应也是商王用来明确既定政治准则的手段，在殷商政治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
纣王在燕礼上丧失的“威仪”是什么？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北宫文子的解释最具代表性。北宫文子把威仪视为贵族君子外在的形象举止，并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尽管在现有甲骨文材料中没有发现“威仪”一词，但周公言及“燕丧威仪”之时，尚去殷商未久，且殷周所用文字体系又相同，似可推定，晚商时期燕礼应存在周公语境下的“威仪”。在现有西周金文文献中，“威义”凡四现，并被认为来源于先王。
西周习见文、武、成、康、德、礼、恭、敬、刚、柔等单字形式的观念词汇，以合成词形式出现的“威义”，显得很不寻常。传世文献显示，“威”在商代已是一个独立观念，并被认为来自于上帝。盘庚迁殷，训诫官员民众，即云“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其汝威，用奉畜汝众”。迁都被盘庚说成是听从上帝的威命，是为了延续臣民性命，并非是他要威吓大众。商末、周初文献中，“威”总是与上帝或天相关，“威”自天降的说法极为普遍。
商王作为上帝所降之监，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可以传达上帝的威命，也可以代表上帝对违命臣民实施惩罚。在殷人全体族众尊崇神灵的时代背景下，商王假上帝之威，才能“有威而可畏”，为自身政治行动寻找到神圣性依据，使人们相信他的各项安排来自于上帝意志。因此，“威”是保障手段，是商王实施政治统治的前提，其最终目的是要确立“义”。“义”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宗教观念，它的形成要早于德。先秦文献中，义经常与内外、上下、远近、贵贱、君臣之“分”相对应，是政治准则和等级秩序的代表。在重要的国家祭祀中，主祭者往往是商王，故主祭权即是最高权力象征。尤其是在宜祭上帝这种带有族群共同神灵性质的祭礼上，商王借助与上帝沟通交流的唯一性，为自身“予一人”的独尊地位涂上了神圣色彩。商王在国家层面拥有独尊地位，各级宗族长在自身宗族中同样拥有独尊地位，他们在宗教祭祀中拥有主祭权。这样，殷人宗教领域的“尊神”，根本上落实为世俗领域的“尊尊”。不难想象，能够亲临祭祀现场者必然身份特殊，他们或者是王室成员，或者是深受商王信赖与倚重的贵族勋旧，带有“亲亲”性质。这样，义就同时具备了“尊尊亲亲”两大特征，而“尊尊亲亲”，也是对中国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法精神基本内核。义蕴含着殷商政治统治的各项准则，其植根于氏族血缘关系，发端于原始宗教背景下族群首领对所获物的分配，生成于殷商祭祀中“杀牲”和“分肉”的程序，与燕礼所要确认和维系的君王独尊、君臣有义、贵贱有等的观念恰相一致，亦当为殷商政治统治的观念基石。
“威”来自于上帝，在宗教仪式上凸现出神圣性；“义”出自于商王，在政治统治中表现为准则性。“威”与“义”合并为“威义”一词，正是商王神道设教，通过仪式性语言及行为确立殷商政治准则的历史印记。因此，商王在燕礼上秉持“威义”，事关王权的神圣性和政治准则的确定性，事关统治群体内重要成员身份地位的确认和群体认可，是一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情。如果因宾主酗酒而言行失当，屡丧“威义”，就会使燕礼上的宗教祭祀和政治礼仪失去神圣性和取法意义。《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是有关西周时期燕射礼的诗歌，其中形象地记载了宾客醉酒后场面失控的混乱局面。宾客东倒西歪，狂呼乱叫，丑态百出，把那些象征身份地位的笾豆都搞乱了。燕礼饮酒，目的是“维其令仪”，即维护那些美好的政治准则，可场面一旦失控，竟至于“不知其秩”，连最起码的秩序也丧失了。
燕礼仪式上有宗教祭祀和政治礼仪的不同环节。在宗教祭祀环节上，如果商王醉酒轻慢于神灵，就意味着对神灵的亵渎，会使人们不再对上帝的威严产生敬畏，继而对商王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产生怀疑。这将导致“尊尊”之义沦丧，消泯祭祀仪式中所固着的族群凝聚力和共同情感，带来内部分裂的危机。纣王对上帝轻慢，遭到了上帝抛弃，这可以称之为“丧威”。在政治礼仪环节上，纣王如果因醉酒而行为举止失当，破坏了俎豆、牲体、荐羞这些“人格的物化”的分配规则，贱者取得贵骨，贵者分到贱骨，分配的礼器和食物没有遵循亲疏贵贱的地位等差，失去了准则和秩序，那么，寓于燕礼中的长幼、内外、亲疏、贵贱等关系就会随之出现混乱，使得“亲亲”之“义”不存，既定政治准则丧失。殷商时期，血缘纽带对政治统治至为关键，来自族群内部的支持是王权的基石。这个基石一旦被抽空，就意味着王权成为空中楼阁，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坍塌。
“燕”有燕礼上饮酒之义，“威”又与上帝相关，“义”乃是殷商时期的政治准则。这样看来，周公所言的“燕丧威仪”，是对纣王酗酒、不敬上帝和丧失既定政治准则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与微子、箕子、武王的认识保持着内在一致。“燕丧威仪”使纣王政治统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荡然无存，使朝野上下共识性、普遍性和通行性的政治准则陷于混乱，纣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必然随之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一旦王朝的宗教认同出现危机，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就会使统治群体内部众叛亲离。殷商统治阶层内部离心离德，不但族人非难，民怨沸腾，而且波及遥远的鬼方。在这样的情势下，也就注定了牧野之战前徒倒戈，殷商一战而亡的悲剧命运。
三、“燕丧威仪”何以可能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纣王何以能在庄严隆重的庙堂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屡屡做出“燕丧威仪”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呢？我们认为，失去约束、极度膨胀的王权，才会导致“燕丧威仪”的混乱局面。
首先，纣王自恃才智无双，过于自负而拒斥谏言。文献显示，纣王的确有着超凡的个人能力。纣王高大英俊，勇智俱足，辩才无碍，自认为天下无双。甲金材料也提供了一些佐证。商代末叶，一般认为是帝辛时期，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纪念商王行猎成绩的记载。殷商人才济济，能够猎获猛兽的武士应很多，但自武丁以来，只有纣王获虎、获兕、射艺高超、获鼋之事被特别记录下来，或用宝石装点，或用吉金铸器，刻意渲染的成分相当突出。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纣王对自身勇武的洋洋自得，也可体察得到纣王近臣对他的着力吹捧。这些文物记载，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显示纣王自命不凡的实物证据。纣王自视甚高，且重用费中、恶来等谗谀之人，故宗族近臣虽多次进谏、强谏，但纣王“弗听”甚而发怒，最终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宗族近臣下场尚且如此，一般臣子自保不暇，何敢直言进谏呢？在荀子看来，纣王纵然自视再高，但毕竟是人不是神，对重大危机不能未卜先知；加之谗谀之臣极力吹捧，宗族近臣又畏祸不敢进谏，终至蔽塞视听，落得个头悬“赤旆”的可悲下场。
其次，对夷战争的胜利使其自我陶醉，膨胀的王权轻视准则约束。卜辞中有不少帝纣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说明殷商与东夷常有战争冲突，且持续时间长，战争规模也比较大，涉及地域比较广甚至深入到淮河流域。不少文献记载，帝纣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对东夷的战争也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王权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纣王具有俯视一切的神圣权威，能够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甚至通宵达旦酗酒，达到了丧失理智，丧失时间意识的地步。这样，“威仪”的既定政治准则自然形同虚设，可以肆意突破，失去应有的约束力，沦为纣王眼中不值一提的小事。而这样的行为，就为纣王其后“陨身”埋下伏笔。
最后，信“有命在天”使其丧失最起码的忧患意识，丢掉对天命的敬畏之心，无视迫在眉睫的危险，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民众都盼望着上帝降下威罚，纣王早日倒台，形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纣王确信，既有“天命”在身，王位自会永固世享，“小邦周”即使侵犯了边鄙属国，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毕竟，历史上殷商王朝边境经常遭到土方、邛方、盂方等方国袭扰，这些入侵事件从未对王朝带来真正威胁。某些小邦即使发展壮大了，但其再强也赶不上“大邑商”。纣王自认为战争主动权永远掌握在他手中，不率先对天下万方发难就是一种恩惠，怎么可能会有小邦不自量力，敢来挑战他的神圣权威呢？故“大邑商”不需要什么忧患意识，倒是应抓住平定东夷后天下太平的闲暇时机及时行乐。这自然是对天下局势的误判。纣王只能听到对其圣化、神化的信息，蔽塞日久，“予一人”的天之骄子形象就会自我确认；发展到极致，会目空一切，甚至不再敬畏上帝鬼神，自己崇拜自己。没有敬畏情感，把自己的想法等同于天命，从而无视天命。
四、威仪之丧，纣所以亡也
纣王酗酒，“燕丧威仪”，就会不断造成政治过失，产生君臣矛盾。这些被轻易忽视掉的过失和矛盾，经过不断积累，会系统性放大，从根本上腐蚀掉殷王朝的政治准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其实，对于细节问题引发大的灾难，古人也保有清醒的认识。箕子从纣王用象牙筷子而预见到亡国的命运，深具忧患意识。只是纣王已陶醉在天下太平的假象中难以自拔，箕子也只能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周公也极为重视政治细节，要求避免积累细小的政治过失。小问题引发大灾难，也屡屡见诸史册。国家治乱存亡的原因极其隐晦，即使人们处心积虑地去探求，也苦于难以把握，但其发端却如秋毫可见，只要洞察并规避细微过失，就不会引至大的灾祸，故贤哲们多强调要注重细微问题。无论“一话一言”“克勤小物”，还是“君子慎独”“贵微重始”，都重在强调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事，必须注重“嫌疑纤微”，做到“别微绝纤”。“千丈之堤，溃于蚁穴”，是为不易之论。认真处理容易的小事，方能避开大的困难；敬畏细微的过失，才能远离大的灾祸。就此而论，李斯关于纣亡之说，可谓一语中的。
殷商燕礼上设置饮酒环节，本是为了维护既定的宗教政治准则，纣王却使之蜕变为无度的宴乐，丧失了政治统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从而给周人以可乘之机，最终酿成亡国的历史悲剧。这与纣王极度自负导致的极度蔽塞有关。极度自负使其自我神化，拒斥谏言，进而目空一切，迷信天命；极度蔽塞又使其错判形势，纵情逸乐。两者的合力，使殷商王朝这个强大的堡垒从内部崩坏了。国不突亡，惟逸亡之；政不立息，惟慢息之。纣王忽视对政治准则的细微关照，而最终压死骆驼的，却正是那一根根看似微不足道的稻草。
文章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