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禹贡》下游河道再研究
以往学界对《禹贡》河道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首次改道的时间，即“周定王五年”；二是改道的地点浚县宿胥口，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的“旧河水北入处”；三是具体河道，主要针对《水经注》中的“白沟”以及《汉书·地理志》中的“邺东故大河”。
近年发掘的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2002年河南安阳文物部门在内黄县梁庄镇曹李庄村发现一座砖室墓，出土墓志刻有“唐开元二年葬”，可知该墓年代为唐代。墓志铭文不仅记述了墓主人窦君高师的生平事迹，而且指明了埋葬的地理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淇水大致呈南北走向，并从颛顼陵经过。由此看来，黄河、淇水这两条河在唐代仍然泾渭分明；尤其是淇水在内黄南北向的分布更是表明这里是淇水的河道，与古黄河无关。总之，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周定王五年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宿胥口并不是“旧河水北入处”，而是菀水入黄河处。黄河并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 “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那么，与宿胥故渎相连的白沟也肯定不会是禹河故道。实际上，关于白沟的来源，大部分学者并没有给予合理解释。史念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浚县人民凿井取水时，在白沟所在区域地下发现的白色黏土层、白色蚌壳推断，白沟原为淇河故道，河床上遍布着白色蚌壳类的残骸，待淇河断流后，河床显得色白，因而就称为白沟。这样看来，曹操为了漕运，遏淇水，使其与白沟相连，只不过是恢复旧日淇水北流的状态。淇水、白沟、清河最初为同一条河。那么，《水经注》中“邺东故大河”就应该是淇水故道的一段，准确地说，是白沟的一段。
二、《禹贡》河与《汉志》河同为一条河
先秦时期《禹贡》河并没有改道，它也没有北流入海。实际上，《禹贡》河就是《汉志》河，只是不同文献记载中称谓有别而已。
《禹贡》河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其勾勒了黄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由于《禹贡》所言范围过于宽泛，对禹河的具体走向，长期以来学者各持己见。《禹贡》河在宿胥口以南与《汉志》河同，但以北走向文献与学者考证开始出现分歧。
《汉志》河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等文献。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禹贡》河和《汉志》河是不同时期，且流向不同的两条黄河河道。实际上，《汉志》河道早已存在。
“河”在甲骨卜辞中经常见到。卜辞中的河专指黄河，但卜辞中的“河”究竟在哪里？在记述河的卜辞中，有很多提到“东”地。从记述可知，河位于东地，而关于东地的地望，郑杰祥指出：“卜辞东地，就是文献上所记的‘相土之东都’、战国时代的魏国东地和秦代东郡所在地。”战国秦汉时期的东郡位于今天的濮阳县，考古发现的高城遗址正是东郡郡治所在地。既然河在东地，那么就与《汉志》河的流经区域一致。
地质勘探表明，与濮阳北部黄河故道相连接的河北大名、馆陶、临清、山东德州、河北沧州一线有一条宽阔的古河道带。第一支为清、漳河古河道带。从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可知，这是黄河过大名后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后留下的河道迹象。第二支由馆陶南分出，经冠县、临清、故城、德州、东光、沧州至青县，该支与文献记载中的《汉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东经濮阳入山东界，在范县附近分成南北两支，当为《汉志》中的漯水。而地质研究报告所见河北平原四万年来主要河流分布图中，河北南部的漳河河道与河南向北的黄河河道并没有联系。黄河河道是在早、晚大理冰期海面下降时，河水下切而成的，河道较深。地质勘探表明古河道砂体埋藏的深度，可见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深度都在50米以上，如此深的河道也是早期不改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地质学家在渤海湾西岸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发现距今8000多年的中全新世黄河古三角洲和多条黄河故道。从孟村黄河古三角洲的位置可以看出，中全新世前半期的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而《汉志》河也正好从这一带入海。这也为黄河于渤海湾入海之说提供了确凿实证。这样看来，《汉志》河在距今8000多年就已存在。黄骅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则表明该三角洲形成的时代可能更早。
沧州是黄河入海口，由于地处黄泛区，此处黄沙淤积深厚。近年来，肃宁、沧县、任丘、黄骅等地的考古发现16处新石器时代至商代遗址，它们多被掩埋在6—8米的淤沙之下。分析这些古遗址，发现它们有三个特点：一是时间早；二是古代文化连续性强，中间几乎没有断层；三是从沧州黄河西岸向西北的白洋淀一线新石器至夏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一致。这一现象说明，从沧州南部的沧县到西北部任丘、雄安白洋淀一带，新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大的河流阻隔人群流动和文化交流。
从地形地貌看，河北平原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看，又可将河北平原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包括冀中南和豫北地区，东侧则为鲁西北地区。新石器早期，华北平原西侧发现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存。东侧鲁中地区则发现了沂源扁扁洞遗存。河北平原东西两侧在新石器早期处于各自发展的阶段。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晚期，河北平原东西两侧文化面貌迥异，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西侧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东侧属于海岱文化系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观察两个文化系统的分界线与《汉志》河河道高度吻合。可以说，正是古黄河下游宽阔的河道以及众多的支流阻隔，使河北平原两侧在新石器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东侧新石器遗存的面貌相对单纯，自始至终都有着一条稳定的发展脉络与谱系；西侧主要为中原体系，因处于中原、海岱与北方文化系统之间，新石器遗存的面貌始终有些驳杂。《汉志》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整个先秦时期并没有发生大的改道，始终东流，并在沧州地区入海。这说明黄河的流向是“河流对地理形势的选择”。从文献记述看《汉志》河就是《禹贡》河。
三、古黄河下游改道的考古学观察
黄河下游地处华北平原中北部，海拔多在40—50米之间，今天这里沃野千里、一马平川。但是，近年来在这里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显示，这一地区现在的地理环境是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先秦时期，这里河湖众多、水网密布，丘陵山地夹错其中。造成这些突变的原因与黄河的泛滥、改道密切相关。
华北平原西依太行山，总的地势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这在内黄—濮阳—菏泽一线表现得尤为明显。内黄西部地势较高，地质学上称“内黄隆起”；向东至濮阳骤变为凹陷地带，历史上这里是黄河淤积、决溢改道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濮阳以东为菏泽地区，地势更加低洼，濮水、瓠子河都是由西向东流入该地区的，著名的菏泽、雷泽、巨野泽都位于这里，西部的黄河决堤，这里首当其冲。在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考古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的地层堆积，可以建立一条西北—东南向100多公里宽的剖面，以此反映这一地区黄河泛滥、改道的情况。一是内黄区遗址群。该遗址群位于内黄东部，以岸上村商代墓地和三杨庄遗址为代表。二是濮阳区遗址群。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濮阳市区和濮阳县境内，市区发掘的遗址有戚城、铁丘、马庄、马呼屯等。三是菏泽区遗址群。濮阳向东南跨过今天的黄河即是山东东明县、菏泽牡丹区。牡丹区遗址众多，经发掘的有青丘堌堆、安丘堌堆、成阳故城和尧陵遗址。四是定陶区遗址群。牡丹区向南约20公里为定陶区，这里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十里铺、何楼、灵圣湖汉墓群。类似情况在向南的开封、商丘一线也是如此，两地都发现了城摞城，但遗址的淤积是从汉代及以后开始的。
从以上四个小区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内黄、濮阳、菏泽、定陶一线遗址上的文化堆积并没有大的中断，也没有发现大洪水淤积层，说明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这一地区的洪水淤积层都是汉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改道迁徙，黄河在豫东北、鲁西南地区形成了厚达6—15米的淤积层，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先秦时期丘陵、河湖相间的自然景观，使先秦文献中记录的雷泽、巨野泽、历山等不复存在。
一直以来，学界都认为冀中平原地区属于考古的空白区。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深入开展，在冀中的平原及滨海冲积平原新发现了许多先秦时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建立一条从安新、任丘，到大城、文安，再到青县、沧县的文化层堆积剖面，以观察黄河的改道泛滥。一是白洋淀区遗址群。二是任丘—文安区遗址群。三是沧州遗址群。
从安新梁庄、留村遗址的地层资料来看，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白洋淀的水域范围略有变动；另外，这一地区地势低洼，曾遭受洪水泛滥影响，不过淤积并不深厚，最深也只有2.3米左右。白洋淀地区东南的任丘、文安一线，从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来看，洪水淤积不甚严重，很多遗址没有发现淤积层的存在。但到了青县以南的沧州、沧县一带，洪水淤积十分严重，陈圩、杜林等遗址都淹埋在6—8米厚的淤沙层下。可见，从白洋淀地区向沧州地区，黄河淤积厚度是逐渐加深的。当然，这从地势的走向也能反映出来，目前安新地区的海拔最高有20米，但到沧州一带最低海拔仅有2米。考虑到先秦时期沧州地区的多数遗址都深埋在黄沙之下，那么，先秦时期黄河入海处的地势很可能低于今天的海平面。从调查、发掘的地层堆积情况看，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整个先秦时期，这里的文化面貌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很多遗址都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相叠压，尤其是任丘、文安境内大量商周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商周时期这里的自然环境仍然十分优越，适宜人类生活。在已经调查和发掘的先秦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几乎不见淤积层的存在，而淤积层大多在先秦文化堆积层之上，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一地区也没有出现黄河泛滥的情况。相反，汉代及以后，黄河改道泛滥对这里造成巨大影响，将大部分先秦遗址淹没在深厚的黄沙之下。
从考古学上看，先秦时期古黄河并没有改道泛滥，黄河泛滥只是出现在汉代及以后。先秦时期黄河改道泛滥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但到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在黄河下游全面筑堤则屡见于文献，如《汉书·沟洫志》就有齐、赵、魏等在黄河两岸筑堤的记载。文献中也有这一时期一些诸侯国决水以浸他国的记载，但因自然原因而大规模决堤的事件则未见确切记载。可见，虽然黄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改道泛滥，但到战国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开始恶化也是事实，因此，各诸侯国才开始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到了汉代，黄河改道、泛滥的记载屡见于历史文献。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黄河始终没有改道，但汉代以后，黄河却经常改道、泛滥，并在华北地区留下了深厚的黄沙淤积层。
四、黄河改道对早期文明的影响
黄河下游改道，首先是导致城址与早期文明的变迁。文献记载，以河济为核心的黄河下游一带是史前及夏商时期各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同时，这里也是夏商都城的集中分布区，文献记载的夏代都城中，除了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伊洛河流域之外，其余均在“河济地区”。商代中晚期曾历经“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等迁都事件，这些都城也都位于这一地区。两周时期，这里又成为各诸侯国的主要封地。由于处于四方辐辏、天下之中的核心区域，两周时期这里的经济、文化极其发达。秦汉时期，这里成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重要郡国所在地。整个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作为最能展现文明特色的城邑，这一地区更是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充分验证。秦汉以后，由于黄河改道、泛滥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戛然而止，大部分的城邑都被淹灭在黄沙之下。其次是导致大量丘类遗址淹没或消失。这些遗址原本都矗立在地表之上，先秦以后的黄河改道、泛滥，对它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古黄河、瓠子河、濮水等河流两侧以及雷泽、菏泽周围有大量“丘类遗址”被掩埋在黄河淤沙之下。最后是导致湖泽消失。黄河下游地区历史上存在大量的湖泊、沼泽，它们很多也见于古代文献的记载。汉代以后黄河改道泛滥对这些湖泽造成毁灭性打击，有些急剧萎缩，大部分销声匿迹。
那么，导致先秦以后黄河开始不断泛滥和改道的原因，其一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铁器和牛耕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黄河中上游的荒地、草原被大量开垦，森林被不断破坏，生态环境开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携带的泥沙量急剧增加，最终导致黄河下游河道不断淤积，河床逐年增高。到战国中期，位于黄河两岸的齐、赵、魏等就开始筑造黄河大堤，固定河道，预防决堤。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淤沙沉滞也改变了黄河的水文样态，使其日渐浑浊，战国以前只称作“河”，战国时开始有“浊河”之称。到了汉代，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帝国开始在河西走廊、西域、河湟地区推进屯田制度。屯田开荒虽然稳定了边疆，但也使得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汉代及以后“浊河”又变作“黄河”。其二是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加。先秦以后，我国大致存在三个气候温暖期：西汉、唐至北宋和清末，这三个阶段的年平均温度都高于现在的年平均温度。无独有偶，黄河下游地区改道最频繁的时期也集中在西汉、五代至金末、清末三个阶段。两者的高度吻合性充分说明，气候变暖引起的降雨量增加正是造成黄河改道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是黄河，在这三个阶段，我国境内的其他河流也频繁出现洪涝。其三是人为的政治、军事行为。先秦以后黄河改道泛滥除了受气象、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外，政治、军事行为也是重要因素。另外，北宋时期黄河在澶州地区来回摆动，无法固定，则与宋朝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黄河是北流还是东流的问题争论不休有关，而“北流”“东流”之争又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政治角力的突出表现。
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和迁徙，始终走《汉书·沟洫志》《汉书·地理志》等记载的《汉志》河道。文献中的《禹贡》河实际上也是《汉志》河，而浚县、内黄的所谓《禹贡》河道则是淇河故道。正因为先秦时期黄河河道的稳定，黄河才成为当时与人们生活、生产休戚相关的益河，中华文明才能在黄河下游地区起源并稳固发展。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地区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场所。人们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居住的方式。但从战国时期开始，由于人为的影响和干预，黄河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黄河从汉代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改道、泛滥，在之后的2000多年，黄河改道、泛滥日益频繁，而呈现出“善淤、善徙、善决”的特点。可以说，今天华北平原一马平川的自然景象就是汉代以后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形成的。
黄河下游数千年来自然环境的变化，表面上与黄河的泛滥、改道、迁徙密切相关，但实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造成的。如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能力显著增强。但是，对地貌的过度改造与破坏，也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就是佐证。如何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已成为制约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难题。只有持续、深入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