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墓葬中有以玉质昆虫随葬的现象，此与昆虫的信仰传统有关，在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纹饰上有更丰富的表现。昆虫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生命过程中身体不断变化。昆虫幼体自卵内孵出后，经过一定时间，虫体的生长随着外表皮的形成而停止，需要脱去旧表皮并形成更大的新表皮，这个过程称为“脱皮”，脱下的旧表皮称为“蜕”，多数昆虫都会4—8次蜕去旧皮、生出更大身体，此过程即“蜕变”。昆虫的成虫从它的前一虫态脱皮而出的过程称“羽化”。蝗和蝉等“不完全变态”型昆虫的复眼和翅膀在幼虫体外生长，但羽化后才能真正飞翔。而蚕蛾等“完全变态”型昆虫的复眼和翅膀都在幼虫体内生长，要经历更复杂的成蛹和破蛹而出的羽化过程。这种独有的“蜕变”和“羽化”的生命历程，是昆虫进入信仰系统最重要的原因。
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M1：1被称作“玉蝉”，棕黄色，长：3.5厘米，身体略弯曲，上端凸出，刻画出圆目和宽扁的嘴部；下腹部有4道平行凹槽，表现身体分节的状态。从勾曲的形态和对双目的突出表现看，此器物更可能是蝉的幼虫。蝉属半翅目的蝉亚目，卵常产于木质组织内，成虫后即钻入地下，吸食多年生植物根中的汁液，一般经过5次蜕皮，需要几年才能成熟，经过最后的蜕变，才生出能够飞翔的翅膀，其幼虫正是经常呈勾曲的状态。
该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M2出土两件小“石棒”，器表磨琢出多道平行的凹弦纹。多节的形态和长度与柞蚕幼虫颇相似。柞蚕属鳞翅目蚕蛾科，幼虫大部分为黄绿色；蛹最初柔软，浅黄绿色，约4—8小时后逐渐变硬，呈淡褐至棕褐色。此外，该遗址房址AF19灶边发现一石雕人像，长36.6厘米，整体如尖圆枣核形，有可能是对蚕蛹的模仿，表现此人物正处于如同昆虫破蛹而出的变化中。
红山文化时期，与昆虫信仰有关的遗物更加丰富。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到多件与此相关的玉器。其中4件简报称为“玉蚕”，均为黄绿色玉制作。此4件“玉蚕”与白音长汗蝉幼虫形态近似。辽宁建平东山岗红山文化积石冢2号墓中出有1件类似的器物，为白色蛇纹石制。此外，简报之“兽头饰”为石质，长约3厘米，为上端浑圆、下端尖圆的卵形，顶部以下有斜线刻纹，中下部有穿孔，整体看颇似蚕蛹形。简报之“鱼形器”玉器，以葱白色碧玉雕成，两端尖圆，长4.3厘米，上部以一圈刻纹区分出头部，有对穿的两个孔，似为双目。腹部有一浅竖槽，背部有两条羽毛状刻纹，似乎表现的是初萌的羽翅。整体而言，颇似某些昆虫的幼虫破卵而出的形态。简报之石“鸟形玦”，高5.5厘米，形态勾曲。头部有一双圆目，如昆虫复眼，嘴似略残，整体与典型的玉猪龙器头部有明显区别。表现的应为勾曲的昆虫幼虫。
牛河梁遗址群墓葬出土与昆虫有关的玉器多件。辽宁阜新福兴地采集获得丫形器1件，黄绿色，长12.1厘米，身有密集的瓦楞纹，如同蚕的身体或蚕蛹，顶端为形似玉猪龙的头部，整体似可理解为猪龙正在如蚕蛾一样破茧羽化而出。
红山文化典型的玉猪龙与那斯台昆虫幼虫形器形态非常相似，而福兴地丫形器和N2Z1
M26:2双兽（鸮）首玉饰又很可能表现了猪龙蜕变和羽化的形象，因此可以推测，猪龙形器除了很可能具有特殊的宇宙观内涵，代表北斗之外，首先表现的是猪龙经过像蚕一样的蜕变和羽化式的神奇变化后具有的超自然“神兽”状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神奇变化能力，猪龙才能够飞升天空（虽然并没有翅膀），维护宇宙的运转。三星他拉采集的“C”形玉龙背部有似鬃鬣飞扬之物，羽化飞腾之态更为生动，额头和下颌有网格纹，或许是冲破丝茧的标志。东山嘴出土双猪龙首“璜”形器，身上有长凹窝，表现分节的状态，颇似蚕类幼虫的身体，可能也意在表现蜕变之状态。
依据辽西地区的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第一，该地区有悠久的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传统。相关器物应该不只是为随葬而制，它们被放置在墓葬中，不排除有帮助墓主重生的功能，但其更主要的作用应是在现实生活中标示佩戴者具有如昆虫般蜕变和羽化的能力，同时也是相关仪式中的必备物品。对于这样的转化变身能力的信仰、这种能力的获得和使用是萨满式宗教的重要特征，因此这些器物是红山宗教属于萨满式宗教的重要证据。第二，辽西地区这一信仰的内容包括神鸟和猪龙神兽具有昆虫般的蜕变和羽化能力，并且要经过这样的蜕变和羽化，才能如我们讨论过的维护天体之运转，并发挥其他功能。在这样的转化中，神鸟和猪龙神兽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合体”状态。第三，特殊人物也具有同样的转化能力，并可以通过蜕变和羽化，与神鸟和神兽交流、甚至合体，协助它们发挥各种功能。第四，宣称和展示自己具有蜕变和羽化能力是辽西地区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护权力的“领导策略”之一。以珍贵的玉料制作相关物品是展示此能力的重要手段。等级较低的人物似乎以佩戴昆虫饰物为主，高等级人物则佩戴、并在仪式中使用猪龙等造型和内涵均更复杂的物品。这样的基本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其他地区类似信仰的理解。
中国东部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传统也颇为悠久。距今约73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以器物底部流行刻画图像而闻名，其中很多应与天极观念有关。距今63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第二期的层位中发现两件象牙制盖帽，是某种细杖的端饰。此外，河姆渡第3层的1件被称作“人像”的陶制品长5厘米，形状和大小与蚕蛹颇为符合。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与昆虫崇拜有关的信仰继续流行。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关系密切。此外，关庙山遗址T51②：20为1件陶制蚕蛹，江苏吴县梅堰遗址崧泽文化器物上有蚕纹。表现神化之猪蜕变和羽化的特殊器物仍然存在。凌家滩发现有与东山嘴出土双猪龙首“璜”形器类似的双首璜形玉器。
总之，东部地区与辽西地区有非常相似的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传统：蚕和蝉同样是昆虫的最主要代表；猪龙和鸟是最重要的与此信仰相关的动物，并同样与宇宙观密切相关；特殊人物也具有同样的转化能力，对这一能力的宣示也是本地区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护权力的最重要手段。这样的相似性应得益于自距今6000年之后日益发展的社会上层交流网络。同时，一些辽西地区未见的信息丰富了对此信仰的认识。
良渚文化时期可能与蚕及其羽化相关的描绘仅见于江苏吴县澄湖遗址采集的1件小陶罐的刻画纹图像组合。良渚文化高等级陶器的刻画图像对此变幻状态有更精细的描绘。卞家山遗址一件陶壶的残片上密布蜷体鸟首形象，表现的应是鸟如蚕的蜕变状态。福泉山M65：90鼎盖上的尖喙蜷体鸟更加复杂。福泉山M74：66双鼻壶器身的鸟纹也属此类。由此可以推测，类似的蜷体鸟纹表现的正是众多神鸟蜕变和羽化的状态。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勾云形器看，这样的表现方式很可能与红山文化有密切传承关系。
崧泽文化末期到良渚文化早期过渡期间的高等级墓葬中流行随葬蜷体玉人。江苏昆山赵陵山M77：71为人、兽、鸟合体玉器，戴冠方面之人与凌家滩玉人相似，呈极度蜷缩屈蹲之姿。根据我们对红山文化和凌家滩人像的认识，此件器物似可做如下解读：巫人蜷曲如蛹中之蚕，进入蜕变转化的状态，已经与神兽和神鸟形成萨满状态下的互通。考虑到蝉的形象在昆虫崇拜中的重要性，将此“小兽”解读为蝉之幼虫，也颇为符合蜕变和羽化的主题。吴县张陵山玉人整体造型与赵陵山玉人相似，玉人身体虽然抽象，但可以看出也是极度蜷缩之态，头冠也近似。头顶伸出镂空的长三角形物，或为蚕蛹形，或为蝉之简化表现，也应是表现蜕变的状态。江苏高淳朝墩头遗址M12玉人与鸟面、兽面、三角形饰和珠等组成一个玉器组合，身体也是蜷曲状。安徽马鞍山烟墩山遗址M9蜷体玉人，头顶之物右侧与朝墩头近似，但左侧翘起，含义不明。反山M12：98等高等级器物上的“神徽”多被描述为“神人兽面”。
总体而言，自良渚文化初期之后，较少制作相关昆虫或处于变化状态的神鸟、神兽或人物的实体，但这并不表明对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弱化；相反，良渚文化的宗教思想、宗教艺术和宗教实践均有质的进步，倾向于以繁缛的图像和更复杂的器物来表现蜕变和羽化的状态，以更丰富也更制度化的形式宣示社会上层具有的特殊能力。良渚文化的主要玉器及其纹样，都可解读为繁缛而神秘的神巫、神鸟和神兽蜕变、羽化和互通状态的描绘。明确的人鸟合体形象、兽面的标准化表现、蜷曲鸟纹以及对蝉的重视，都对后续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社会的崩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启了其后约500年的中国早期王朝形成的有力程序。良渚衰落造成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良渚风格衍生的玉器广泛流行。除了琮和璧的扩散外，昆虫蜕变和羽化信仰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
对蝉的重视是后石家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玉蝉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类型之一。很明显，蝉在后石家河文化中已成为蜕变和羽化能力的重要标志。蝉除单独出现之外，还与其他器物组合以表现更具体、更复杂的转化状态。鹰形笄首是后石家河文化的典型玉器，均做敛翅直立的鹰状。明确的虎形象在凌家滩出现。后石家河时期，虎的形象大为流行，有写实虎首、虎首镂空牌饰和虎侧身像，很可能是后石家河典型的獠牙“神人”的动物形象。此类人像多有羽冠一样的发型，脑后有细长如弯钩的卷发，表现其鸟的属性；面部或如常人，或双目细长，尾梢吊起。此破蝉背而出的人面即为细长目尾梢吊起形，写实而生动地表现了如蝉蜕皮一样蜕变而出的状态，提示我们所有此类面相的人像均意在表现其转变的状态。肖家屋脊瓮棺W6随葬11件玉蝉和1件玉蜷体龙形器，谭家岭W9也有大量相关器物，表明后石家河社会上层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重视。
陶寺文化虽然以蜷体龙纹为最高社会等级的标志，但用于个人佩戴的与昆虫有关的玉器目前只有M1449随葬的绿松石蝉。石峁遗址的石雕与后石家河玉器有惊人的相似性，还发现有后石家河风格的鹰形笄首2件，表明两个文化的密切交流和宗教信仰的相似。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被强化的对昆虫蜕变和羽化能力的信仰及表现方式对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二里头遗址VM3著名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鼻梁上有2枚浅绿色玉器，正是后石家河风格之蝉形器。
文章摘自《江汉考古》2021年第1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