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初期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研究
作者：朱时宇，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
摘要：光复初期,台湾已具备较为完善的广播系统。光复后,台湾广播电台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展开合作,利用广播传播国家意识,对台湾民众进行“去殖民化”与“再中国化”。然而受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加之国民党政权治理不力等原因,国家意识传播陷入困境,传播空间受到台湾地方意识的挤压。特别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传播被迫中断,广播一度成为部分台籍精英传播台湾地方意识的工具。虽然“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权试图加强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力度,但这种消解台湾地方意识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一、日据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广播系统的发展
1928年，台湾总督府建立台北放送局，开始正式播音。1930年，台湾总督府设立台湾放送协会，负责管理与发展广播事业。此后，台湾广播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2年和1934年，台南与台中放送局相继成立。20世纪40年代，出于战争需要，台湾总督府又在嘉义市郊的民雄设立放送所，该放送所可将电波播送至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1942年和1944年，嘉义和花莲又增设放送局。“至此，全岛广播网络建构完成，整个台湾岛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同一节目”，并且具备了向岛外播送的技术条件。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指派林忠为台湾地区广播电台接收专员，“随带技术佐理人员于十月二日随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乘机飞台”。台湾放送协会及各放送局均由林忠等人负责接收，并改组为台湾广播电台。
二、光复初期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
国民党党营广播电台自1928年创办时起，就一直充当党国喉舌的角色。党营广播电台播出的各种节目，始终致力于贯彻国民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通过新闻节目，引导民众认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使民众对国民党缔造的“党国”产生认同；通过国歌、国学、国乐、国剧（亦称平剧，即京剧）等节目，“使人们对这个‘党国’在心理上、情感上产生相当的归属感和认同度”。广播内容隐含着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权力关系，即国民党是国家的领导者与统治者，其有权对“后知后觉”的民众进行政治规训，以塑造符合国民党人理念的现代民族与现代国民。光复后，作为国民党党营广播事业的一部分，台湾广播电台无疑需要宣传国民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理念。然而，相较于大陆其他沦陷地区，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巩固统治，国民政府亟需对台湾进行“去殖民化”与“再中国化”。因此，光复初期的台湾广播电台肩负着使台湾民众在思想上“去殖民化”与“认同祖国”的双重使命。
台湾广播电台节目设置充分贯彻了上述政治使命。具体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日常广播工作中，台湾广播电台除了播送新闻、音乐等常规节目外，还增加了大量教育类节目。其中，国语讲座与国语发音示范是光复初期台湾最重要的广播节目之一。鉴于日据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使多数台湾民众已经不会说国语，只会日语以及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台湾广播电台配合长官公署所发起了“国语运动”，于1945年12月起每日播出国语教学节目。针对台湾儿童，台湾广播电台开辟了“儿童时间”节目，以常识与名人故事等内容“启发儿童之爱国思想”。历史地理讲座通过介绍祖国大陆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了解。常识讲座则包括“国民党党义，总理、总裁言论，或忠烈史迹”等内容。在重要的节庆纪念日，如抗战胜利纪念日、台湾光复节期间，台湾广播电台会实时转播相关纪念活动，并播出《祖国》《安平之战》等广播剧，激发民族情感。同时，以陈仪为首的长官公署官员还直接利用台湾广播电台进行广播演讲。台湾光复的最初一个月内，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党、政、军各部门主管官员先后使用广播宣传政策。此后每逢重要节庆纪念日，陈仪均亲自进行广播演讲，其演讲内容深刻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思维。
“二二八事件”以前的台湾广播电台采用全台湾同时联播的形式。经台湾广播电台的播音，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意识普遍地传播到台湾民众之中。在重要的节庆纪念日，陈仪等官员的广播演讲充满了国家意识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广播电台的各种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所用语言，亦体现了“去殖民化”与增强国家认同的政治意图。1947年2月28日至3月8日，“二二八事件”使台湾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其影响迅速由台北扩大到岛内各大城市。原本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广播电台也处于“失控状态”，各类日常广播节目全部中止。在此期间，部分台籍精英和台湾民众得以利用广播表达其带有“殖民色彩”的地方意识，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意识传播则陷入困境。
三、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传播的顿挫与再强化
1947年3月9日，随着国民党援军陆续抵达，陈仪开始恢复对台湾社会的控制，“二二八事件”进入善后阶段。3月9日起，台湾广播电台的节目亦恢复到“二二八事件”前的正常状态。3月14日，陈仪越权向台湾广播电台发布训令，将台长林忠免职。次日，陈仪正式任命长官公署参议曾建平代理台湾广播电台台长。在国民党官员看来，带有“殖民色彩”的台湾地方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表露，这更加印证了此前国民党官员对于台湾民众因长期受到日本奴化教育而缺乏国家意识的判断。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善后阶段，国民党官员回应民意的重点并不在于实施“台湾自治”，而是加强对台湾民众的教育，以国家意识重新塑造台湾民众。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广播不断强化对“去殖民化”和国家意识的宣传。为防止事件重演，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认为，根本的办法就是台湾的再教育，将过去日本人的毒化教育改变过来，尤其要紧的是学习国语和国文、历史和地理、民族精神和固有道德，使台湾同胞完全变成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国民党还在广播中明确提出：“必须普遍宣传，积极推行民族教育，使全省男女老幼，皆知自己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国土，此后再也不能离开祖国，外附独立。同时要明白，中国好，是自己的国家，中国不进步，也是自己的国家，不该以日本人之遗毒，日本人之口吻随便非议祖国与同胞，台胞现在所应该首先认识的是这一点。”同时，相较于之前的电台节目，“二二八事件”后的节目更强调对民众进行国家与民族意识的教育。在曾建平的主持下，台湾广播电台自1947年4月起对广播节目加以改进和充实，负起协助推行国民教育任务。其设有政治、经济、教育、国防、国语、法律、公民训练、政令宣导等十余种讲座，配合各种音乐、歌剧等娱乐节目，使台湾民众在娱乐中“聆受各种国民应具的常识，特别是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
四、结语
长官公署将抗战胜利后国家主权的恢复视为其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来源，并通过民族与国家强势话语的建构巩固自身政治权力。然而，随着台湾民众对陈仪施政的日益不满，台湾社会的民意快速变化。令人遗憾的是，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的宣传策略并未作出合理调整，广播中所倡导的国家意识与台湾社会所弥漫的地方意识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张，这种紧张在“二二八事件”中彻底爆发。“二二八事件”期间，台籍精英及台湾民众利用社会秩序的混乱，通过广播宣传带有“殖民色彩”的地方意识，更反映出国家意识在台湾传播中遇到的困境，台湾社会试图强调地方意识而疏离国家意识。“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官员试图在广播中重新强化国家意识，以消解台湾的地方意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未能真正以国家意识为主体吸附台湾社会的地方意识，亦未能清除台湾地方意识中的“殖民色彩”，只是在官方媒介中形成了国家意识对地方意识的暂时压制与覆盖。
长此以往，台湾民众的失望之情逐渐转化为对国民党政权的隐忍与怨恨，国家意识与台湾地方意识开始了漫长的拉锯与纠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意识虽然一度在台湾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但在“解严”以后，台湾地方意识加速复苏，甚至在政治势力的刻意操弄下异化为具有“台独”倾向的“台湾主体意识”。
文章摘自《闽台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