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书生报国之志”——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
作者：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人，他们肩负着学术报国、救亡的时代责任，以纸笔为武器，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传扬和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艰困赋予了时代亲历者、历史观察者更深刻的洞察力，使他们立足于“经世”与“民生”，其作品超越了时代。另外，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还存在一系列条件，诸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学术机构与学人群体的集中、汇通中西的学术环境、出版业的大力撑持，均构成经典产生的依托因素和力量来源。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
“尽书生报国之志”
张荫麟在1940年指出：“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敌机轰炸、居无定所、薪水不足、图书资料缺失，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学人日常。昆明的“跑警报”日常已为后人熟知。迁到大后方的高校，是日军袭击的重要目标，经常出现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另一方面是经济困难。其时，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物价飞涨。昆明物价上涨严重，南迁学人多数都处在经济紧张中。对学人来讲，研究资料的匮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范文澜在延安写书时条件很差，不仅买不到必要的参考书，外借也很困难。然而，即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学人们仍能保持积极心态。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汪曾祺讲那时候的师生“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学之成就，视乎其时。”抗战年间，“帝国主义侵华史”“国耻史”的编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至40年代，国内共出版日本侵略中国史专著13部，国耻史5部，日本历史著译数部，有关论文不计其数。学人心志，不脱“救亡”一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柳诒徵在天津《大公报》撰《罪言》一文，激愤于事变，大力倡导抗日，又印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正气堂集》等，激扬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在沦陷区北平的陈垣则连续发表《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是为“陈垣抗战史学系列”。这些论著以宗教、遗民为题材，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与“民族精神”相关，中国现代学术的核心命题便是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哲学领域，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构筑新理学体系；贺麟写了《知行合一新论》等论文，初步构建了新心学体系；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等构筑新唯识论体系；政治学领域，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均完成于抗战时期。抗战促发了中国学术的民族本位化，也推动学术走向实践之途。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有马寅初、丁洪范、潘序伦等人，他们编写了一批高质量的经济学教科书，如张光禹的《经济学原论》，叶元龙、夏炎德的《经济学原理》等，具有广泛影响。在文史学界，最直接的回应就是边疆问题成为学术热点。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1934年发起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卞宗孟出版《东北史研究》，邵循正整理西域史料，开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费孝通当年在云南做田野调查，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学术研究，靠的就是对“民生”问题的关切。
战时学术佳作何以层出不穷
学人在完成知识生产之后，其成果的传播、流布还需要载体，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版机构。事实上，出版业不仅负责印刷与发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学术创作。许多大出版家本身就是优秀学人或与学界有良好关系，众多经典作品是在出版人的敦促或扶持下诞生的。战时的中国出版业虽因侵略遭受重创，但出版界、出版人多以孤军守残垒的精神在坚守。如果说学人为“造薪者”，出版界则是“传薪者”。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地区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陆续内迁至重庆。战时重庆出版业最为鼎盛的时期是1942至1944年间，这一时期出版社、书店的总数在150至180家之间，印刷厂、店一般在150家左右，最多时达250多家。1938—1945年在重庆的各出版社、书局共出版社会科学类著作668种（部）。较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青年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均落户重庆，“先后内迁和新建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的图书均占全国的1／3左右”。
“组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与“学术中国化”运动
在近代中国，政治对学术有着紧密的引导、制约作用，两者形成千丝万缕的关联。发生在文化与学术领域的博弈和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的走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以“文化救亡”为主，如果按“文化界”与“知识界”区分，其工作重点主要还是围绕“文化界”，通过报刊舆论，组织文艺团体、剧社，进行文艺宣传，将更多的知识分子纳入爱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就“知识界”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主要由南方局展开。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叶剑英等具体负责，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各项工作。周恩来经常出席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组织的读书会并参与探讨学术问题，通过各种措施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1943年冬，华岗被南方局派往云南开展统战工作。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华岗通过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吴晗、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辛志超等诸多学人。这个研究会后来发展为昆明学术文化界的统战核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发挥了很多作用，为民主同盟在云南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学术中国化”运动相当重要，这场运动实则是国共两党关于学术话语权的博弈。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1938年10月与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两个重要讲话，强调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为了响应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中共理论家对此做了系统的理论建设工作，比较重要的一脉便是新哲学大众化运动，艾思奇、李达、陈唯实、胡绳等人，创作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论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等。“学术中国化”运动还包含另一个有效展开的层面，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这些史家，包括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杜国庠、华岗、胡绳、嵇文甫、赵纪彬等。1942年他们还组织了“新史学会”，广泛团结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产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精神旨归、养成机制，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包括论题选择、研究方法、社会关怀、政治指向等。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形塑与反形塑，可以在学术脉络的隐微变化中，看到社会经济的流动与政治的大体走向。在这样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下，意志对抗了强力，个人突破了时空限制，去探索能够更恒久流转于人世的文明和意义。艰难时世在这里不单单是作为背景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底色，它构成了穿透迷蒙的“启示和激发”。这个时代沉淀下来的知识、思想、心志和文辞，至今仍为我们所诵读。书写者将身心性命化入时代，并因之使其作品超越了时代。
摘自《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原文约2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