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析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改道”的形成
作者：潘威，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摘要：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发生大改道，全河改流山东，改夺淮入黄海为夺大清河入渤海，奠定了现代黄河下游格局。自1920年代开始，关于改道的形成原因就形成了“或然论”(强调太平天国战争影响)和“必然论”(强调黄河下游地质构造影响)两种观点。本文完善了“或然论”的观点，认为造成黄河必然改道的原因主要在于乾隆后期以来一系列的河务问题累积，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这些因素集中爆发，导致铜瓦厢由决口迅速发展为全河改道，结束了黄河8个世纪的夺淮历史。这些积累的河务问题包括：1.乾隆四十二年“兰阳改河”工程，堤距不合理导致豫东河段迅速淤高；2.道光初年“疏堵并用”策略的流产使兰阳段失去了缓解淤高现象的最后机会；3.道光中后期，河务财政因捐纳和“筹银生息”双双断绝而陷于破产，导致河务限于瘫痪，成为铜瓦厢由决口迅速发展为全河改道的主要原因。
一、从兰阳汛三堡决口到“铜瓦厢改道”
咸丰五年决口点并非“铜瓦厢”，从道光《六省黄河埽坝全图》中可以发现，道光年间铜瓦厢段黄河已经紧逼河堤，铜瓦厢段形成了托坝、挑水坝、鸡嘴坝、格堤等复合工程构成的复杂体系，其中紧邻黄河北岸的挑坝和格堤体系才是铜瓦厢埽工所在。决口点兰阳上汛三堡，位于铜瓦厢下游0.8—1公里左右的黄河北岸，此处为无工河段，即没有修建大堤及附属工程的河段，决口所在的三堡本身即是兰阳汛河防的薄弱之处。“铜瓦厢改道”形成后，三堡垮坝宽度从六月十七日的10余米迅速扩大六月二十日的233—266米，至七月上中旬已经扩大到560米，且有继续扩大之势。在三堡决口点出现了严重的次生问题“掣坝”，“掣坝”起因于决口点向上游的溯源侵蚀作用，由三堡向上游祥符、封丘发展，在当时无力兴办堵口大工的前提下，解决“掣坝”成为遏制灾害扩大的重要措施，且刻不容缓。但蒋启扬主持的应对工程无法施行，只能任由黄河改道发展，最终全河改流山东。蒋启扬奏折中特别强调了当年大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突发决口处置失当。
但这些直接原因也不能完全解释此次事件，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思考：首先，咸丰五年决口时的洪水规模在此前多次出现，但咸丰五年涨水时很快出现“堤水相平”的现象，指征了兰阳段应当存在严重的河床淤积现象，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其次，雍正时期就建立了专门的河库，黄河修防具有专门的白银供给和管理体系，而在咸丰五年时，为何难以筹措工程款项？河务经费短缺的现象仅仅是因为政府将白银挪至军务吗？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治河工程和河务财政两方面。
二、河防工程的长期影响
嘉道时期，清代黄河治理方略从“治河”转为“防河”。所谓“治河”，是采取一定措施消除或降低“单股行水”造成的河道淤高问题，是较为积极的管河方略；而“防河”则是被动堵闭黄河决口，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对下游行水具有长期的不利影响。
兰考段黄河在咸丰三年铜瓦厢决口前夕已经发展成为黄河下游堤防系统中非常脆弱的一环。这一局面的形成与管河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
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命河东河道总督张井设法尽快治理兰考淤高问题。张井计划采用“疏堵并用”的治理方略，同时，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强化兰考堤防。正当张井着手治理兰考段淤高问题时，道光五年和道光十二年（1832）的两次突发事件却打乱了这一布局。铜瓦厢治理仅在道光元年至五年引起清廷高度重视，之后治河重点河段就离开此段。
三、道咸时期河务财政趋于破产
在黄河修治中，白银迅速成为支持清代国家治黄策略的重要手段，建设并维护庞大的黄河堤防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财务问题，工程技术处于次要地位。
河务财政不足是“铜瓦厢改道”的直接原因，是嘉道时期河务财政整体由紧张趋于破产的后果。嘉庆朝开始，捐纳和生息银逐渐成为河务用银最主要且最稳定的来源，至咸丰初期，捐纳、生息断绝是河务财政破产的最主要因素。
清代，白银货币化深入治黄事务，异化了黄河管理的公共属性。清代国家力量从入关伊始即直接介入河务，一方面组织力量兴修河堤，同时也通过政府工程将“民堤民堰”收归国家管理，在形式上形成了国家统一建设、管理黄河堤防的局面。至乾隆中期已经形成绵亘豫东至苏北的国家堤防体系，民间力量退出堤防建设和管理，却在体制外形成了左右河务成败的重要力量，即掌握了修防物料的供给和定价。物料筹集过于依赖“料贩”主导的物料交易，公共水利工程异化为商品贸易，导致了咸丰五年决口难以被迅速堵筑，改道在所必然。
文章摘自《史林》2021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