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刘曜徙都长安、除宗庙、改国号，在以“夏后”为起点、纳“北夷”入华夏的历史论述中，视“赵”国为华夏正朔转换的标志，由此开启十六国的新法统。刘曜改国号，意行汉、赵嬗代，从权力结构及地域空间上重构五部屠各。管涔山受剑及“赵皇帝”尊号的传说，隐晦表明汉、赵的历史联系与现实区别。刘曜借由亡命朝鲜的人生传奇建构凌驾于五部屠各之上的个人权威。“赵”旗号意味着五部屠各与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之间的历史关联，借以笼络关中的“关东流人”并争取河北人心，化族群矛盾为政治矛盾，动摇司马保在关中、石勒在河北的统治合法性。
一、“母子传号”与汉、赵嬗代正统性叙事的建构
晋怀帝永兴元年（304年），刘渊即汉王位，永嘉二年（308年）即皇帝位。后继者刘聪、刘粲沿称“汉皇帝”，刘粲年号亦为“汉昌”。太兴元年（318年）靳准政变后，降皇帝尊号为“大王”，但同样自号为“汉大王”。由此可见“汉”之国号、天下号已成为平阳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识。在靳准之乱中，原本并无皇位继承权的刘渊族子刘曜获得机会，在他进军平定靳准的途中，由从平阳逃出的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而“即皇帝位”。刘曜所构建先世帝系已与刘渊、刘聪一系不同，接着又“徙都长安”。从刘曜的帝系建构、都城设置等一系列举措来看，长安政权实为不同于平阳政权的新政权。然而，从平阳“汉”政权的视角来看，长安政权存在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刘曜即位的次年（319年）六月，“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
刘曜的路线，其实是试图脱离“汉”旗号之下的历史论述，另建合法性论述，为此要“除宗庙、改国号”。宗庙与国号为政权法统的最核心要素，此二者一变，意味着政权性质发生变化。如果暂时脱离五德终始说之下王朝更替的视角，刘曜此令无疑在更长时段的华夏历史中界定其政权的位置。其政权之立不仅是对汉魏晋法统的继承，更意味着“北夷”历史脉络转而成为华夏历史的主流。因此，刘曜政权的合法性叙事虽然不再“依傍汉室”，但仍然以华夏为精神依归。刘曜在周、汉之外肯定“北夷”为华夏的历史论述，对十六国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建构具有开创性。刘曜令中的“国号”实为与魏、晋并立的天下号。饶有意思的是，刘曜建都于长安，其势力范围未尝扩展至赵地，却以“赵”为号。
刘聪时，封刘曜为中山王，镇长安。所谓“母子传号”，正是汉魏、魏晋相代的方式，即先在王朝之内册封建国，再进而登天子之位。呼延氏为汉国后族，曾在汉晋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约略与刘曜称帝同时，司马睿即皇帝位所遵循的程序正是“依魏晋故事为晋王”，再由晋王登基。这一运作模式同样适用于汉、赵嬗代。呼延晏之议未必是仿效东晋，但一定依据当日有关政权建构在程序上的共识，以“母子传号”来阐释汉、赵两个政权的历史联系与现实区别。此外，司马颙、司马颖先后镇邺城长达十四年，邺城人心始终归于司马颖，故而刘曜以“赵”为国号，不仅能获得司马颙、司马颖阵营中的“关东流人”支持，而且能以此争取河北人心。
永嘉二年，刘渊称皇帝后，迁都平阳。以“汉皇帝”自称的刘渊获得“有新”之玉玺，实预示着历史的重现，故而刘渊以为己瑞。汾水中得玉玺之事给予刘渊政权以合法性支持，此后刘渊便遣刘聪、王弥、刘曜等进攻洛阳，拉开了灭晋战争的序幕。据《晋书·刘聪载记》，刘聪之子刘约死而复生，复述已经过世的刘渊之语。与转述刘渊之预言相关联的是，刘约又受猗尼渠余国委托，“遗汉皇帝”白玉一方。如果说刘渊所获玉玺意味着平阳政权得天命，那么刘约所携带之白玉则预示着刘聪奉还天命，由人世间的“汉皇帝”转而为“遮须夷国天王”。
刘渊得玉玺、刘聪得白玉之事，在长安政权时期的流传，成为管涔王赠剑“赵皇帝”的关联语境。刘曜于管涔山受剑及称“赵皇帝”尊号，既隐晦表明汉、赵政权在合法性上的一致性，又更加突显“赵皇帝”居上流的位置。刘曜受管涔王赠剑之事，亦旨在表明刘曜曾在刘渊龙兴之地的北部匈奴及汾水流域活动，并为当地酋首所臣服。由此，“赵皇帝”自当可接续“北单于”“汉皇帝”之法统。
二、五部屠各重构过程中刘曜传奇经历的叙事建构
虽然刘曜以“母子传号”为汉、赵易代的运作模式，并为之建构了一套正统性叙事。然而刘曜更大的困境在于放弃平阳及五部匈奴之地、徙都长安，汉、赵嬗代意味着五部屠各权力结构的重构。这一重构既是权力层面上的，亦是地域空间上的。刘曜之所以放弃平阳，固然与石勒势力的进逼有关，但更多是与刘曜在平阳政权中的位置有关。
在刘渊时代，刘曜虽然也被委以军事指挥权，但基本上每次出兵都是作为后继、后援。刘曜所部虽为汉政权的直属部队，但在四万之众中所占比例不会太高，来自于青州的王弥所部才是主力。周旋于梁、陈、汝、颍之地时，刘曜常与王弥联兵行动。这其实是其兵力不足的表现。
刘曜虽未直接掌管平阳城中的“禁兵”，但当靳准为平阳城中屠各贵族所杀，刘曜仍然成为五部屠各归附的对象。刘曜弃守汉政权的核心区之后，五部屠各成为流寓的族群。刘曜一方面要依靠五部屠各建构政权，一方面又要突显凌驾于其上的权威。刘渊、刘聪、刘曜皆曾游历于洛阳，与刘渊为王浑、王济、李熹所荐举，刘聪为王浑、乐广、张华等所看重不同，刘曜亡命朝鲜的经历使其少了与名士圈的交往，却多了游历燕、赵之地的独特经验。在刘曜的精神世界中，弱冠时逃亡朝鲜的经历成为他不同于五部屠各的独特性所在。
三、八王之乱余脉中的“赵”旗号对关中“关东流人”的统合
刘曜建构国号论述时正是要借助于时人语感中 “赵”国与赵地的相关性，将其统治合法性延伸到历史与地域的维度中。在汉、赵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中，常设幽州。刘渊时幽州刺史镇离石，刘曜迁都长安后，又以幽州刺史镇北地。在汉、赵制度中，司隶、内史统辖五部屠各，大单于、单于辅、都尉统辖六夷。汉人则由州、郡统辖。幽州的存在意义同样是安置“新附”者。幽州在汉、赵政权中的持续性存在，表明“新附”者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刘曜政权灭亡之后，石虎徙九千余人于襄国，其中“关东流人”与“台省文武”“秦雍大族”并列，可知包括幽州“新附”者在内的“关东流人”在刘曜政权中与五部屠各、秦雍大族鼎足而三，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势力。
刘曜入关中始于永嘉五年。洛阳倾覆后，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部将赵染叛投刘聪，刘聪抓住这一时机，以赵染、刘雅军二万为前军，刘粲、刘曜率大众继之，俘杀司马模。刘聪署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但随后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西晋关中势力贾疋、麹允、麹特等逐刘粲、刘曜。此后刘聪一直以刘曜经略关中。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九月，成为刘曜夺取关中的转折点。建兴四年十一月，刘曜逼降晋愍帝。刘曜自此占据长安。在永嘉五年至建兴四年经略关中的过程中，刘曜一直从长安及其周边掠夺人口，迁徙至平阳。刘曜称 “赵皇帝”后，其着眼点在于从平阳迁徙五部屠各及六夷至关中。刘曜与石勒之间的战争主要沿蒲坂至洛阳自西向东的一条线展开。蒲坂为刘曜并州牧治所，是刘曜所倚仗之平阳屠各的重要聚集地。刘曜东出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洛阳，消灭石虎、石生所部，未见其掳掠人口的记载。因此，刘曜治下的“关东流人”多是在永嘉五年南阳王司马模被俘杀前的入关者。在西晋的政治地理中，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一度成为政治中心。
受司马颙节制的官僚及其府邸幕僚，来自关东者有燕国刘沈、河间张方、清河房阳、河间毕垣等。其中张方是司马颙最为倚重的将领，参与关东战争皆由张方领军。在司马颙统治末期，杀张方以向司马越求和，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尽管司马颙在政治上失败，但“关东流人”仍在关中保有一定势力。建兴四年，刘曜击败“秦雍大族”所支持的晋愍帝朝廷后，下一个敌人是司马模在上邽的残余势力。刘曜徙都关中面临十分艰巨的挑战，“秦雍大族”“秦陇氐羌”先后成为其敌人；刘聪末年的刘乂之案又使“氐羌叛者十余万落”，几乎占单于系统所领六夷的一半；从并州迁徙而来的五部屠各尚须重构。在此种情形下，争取“关东流人”的支持，是刘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关东流人”势力的形成或在河间王司马颙镇关中时期。八王之乱后期的局势是，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为一方，其对手是东海王司马越、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司马腾联合王浚，以鲜卑为后援。司马颖以五部屠各抗衡鲜卑、乌丸，这是刘渊得以起兵的重要背景。此后刘渊、刘聪的长期作战对象是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控制洛阳朝廷的司马越。南阳王司马模为东海王司马越、东嬴公司马腾之弟。刘曜经略关中，与司马模、司马保父子先后交手，从历史脉络看，是司马颙与司马越两大阵营对峙的延长。
摘自《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