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摘要】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一、熙宁初年科举变革讨论
神宗即位当年，就是科举年，来不及有所作为。熙宁三年（1070年）举行下一届贡举，神宗亟欲有所作为，便在这次贡举之前下诏，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这次诏令已经为臣僚的讨论定下两种调子：其一，将“庠序之教”和“贡举之法”联系在一起讨论；其二，贡举弊端乃“专于诵数”“狃于文词”“拘于程式”“诎于阔疏”。神宗不仅要求朝臣广泛参与，而且给出“一月”时间限定，令御史台督促，听取意见和求治之心非常迫切。
王安石作为朝廷政令变革主持者，提出三条实际操作措施：“兴建学校”以讲求“教育选举之法”，废除进士科诗赋“声病对偶之文”，废罢明经、诸科记诵科目。王安石的主张，在神宗朝之前就几乎是君臣之共识，熙宁初同样代表最为广泛的意见，与诏令旨意一致。
这是两宋期间对科举制度最为集中最为广泛的一次讨论，归纳其论述，分为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当然，神宗朝科举制度是遵循王安石、司马光等多数人之意见而演变发展。
二、殿试策问
熙宁三年贡举，进士正奏名和特奏名殿试首次采用制策问答的方式考试，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主张得到部分落实。殿试策问源自制科考试，其策问内容及希望考生发表政见等套路，都有所沿袭。如此重大变革，神宗也是犹豫到最后一刻，殿试之际才临时有所改变。
科举考试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统治者期望通过策问考核士人两个方面能力：一是对现实政治弊病的了解和应对方案，二是综合分析、归纳等逻辑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多言时政阙失”，是应策时文的应有之义。
制策谦称“朕德不类”，要求考生针对“方今之弊”提出变革主张，涉及百官职责、田畴生产、礼乐制度、刑罚举措等；并要求考生引经据典予以论证。神宗欲借殿试策问机会，广泛听取知识阶层意见，为朝政变革提供新鲜思维。实际上，殿试改用策问，其弊端立即显现，后果的严重性超乎苏轼等原来之批评，或者说是苏轼等人事先无法想象的。制策名义上要求考生针对现实弊病，发表批评性意见，并提出改进或变革建议。但事实上，应策时文大都奉上所好，阿谀时政，歌功颂德。在专制体制中，不允许不同的政见存在，厌恶听到批评的声音。考生为了进入仕途，必须揣摩帝王或当政者之想法，以此作为应策时文的主要论点，贯穿全文。更有甚者，揣摩帝王与时相好恶，恶意攻击当时政坛上受排挤压迫的政治派别。制策者根据时政提问，体现当政者意志，考生对策阿谀奉承之特征，实是制策导引的结果。
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这是熙宁初年朝廷政治大趋势。熙宁三年殿试，策问迎合者皆得高第，引发出新旧党派巨大分歧。这一年状元叶祖洽尤为突出。熙宁之新旧党争，在科场中直接被表现出来。此时，考官中有新旧两党人士，故录取意见不同，最终当然取决于皇帝和主政者的意见。苏轼是非常敏锐的，迅速察觉到殿试策问的最大弊病之所在。然而，殿试策问方式不变，在专制独裁社会里，考生对策之媚上恶俗只能越来越严重。苏轼的反对意见，螳臂当车，毫无作用。其他臣僚也逐渐觉察到殿试策的根源性弊病。
未进入仕途就已经引导士人走上奉承媚上一路，其结果是官场充斥着阿谀拍马之徒。北宋中期以后官场文化日益堕落，与熙宁殿试改为策问有相当的关系。此外，殿试制策关乎时政，大致不离官员队伍建设、士人品德、经济生产、农业、教育、军事等方面，可以事先预测。宋代众多士人中第之前，皆闭门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既缺少生活阅历，对现实政治也缺乏足够或深入的了解。部分已经仕宦而参加 “锁厅”试的考生，或未得实际差遣，或混迹下层，积累的从政经验也不多，他们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往往是收集以往时文典范之作，学习揣摩，模拟写作。格式呆板、模拟抄袭的弊病由此形成，明清八股文风即源于此。殿试策问，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熙宁三年以后，士人逐渐将更多的学习热情转移到策文的写作上。
三、三舍法的出台和弊端
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科举其他考试，一直是北宋大臣们所追求的理想的选官制度，也是熙宁初臣僚奉旨讨论时最为重要的建议。神宗年间，逐步付诸实践，这就是慢慢成形的三舍法。
进士试等制度数百年来行之有效，为朝廷输送了大量人才，骤然予以废止，任何一位君主或大臣都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况且，在专制独裁社会里，神宗朝之前的科举制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选才效能远远优于学校教育，因而无法被其他选官制度所取代。庆历新政也有各州县兴办学校，且在一段时间内要求考生必须在校听读等措施，但到熙宁初年，时间过去仅仅数十年，苏轼已称其“惟有空名仅存”。苏轼所言或过于夸张，然而神宗朝之前的学校教育，围绕着进士试指挥棒，一切为现行科举考试服务，则是不争的事实。
神宗朝不断强化学校教育，努力使师生配置走向完善，其方向确实欲以学校选才取代进士试等制度。即学校设外舍、内舍、上舍，三舍之间通过多阶段的考试，考核升级，最后直接进入官场，其作用完全等同于科举制度。然而，具体考试或考核过程，还是非常模糊粗糙。并且这种学校教育的规模、内容，或过程之公正性，都无法与科举考试相比拟。然学校教育很快又走上阿谀当政者的邪路。最早通过三舍法获取功名进入仕途者只有叶适一人，林希《野史》对此事的标杆作用有详细记载。三舍法选拔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学官把持选拔过程，私相授受，无公正性可言。虽然诸学官扬言“自此罢科举”，但是可能性不大。熙宁年间始终处于三舍法建设和完善过程之中。熙宁十年二月，诏书明令三舍选拔作为现行进士试的补充手段。至元丰初，三舍法大致成熟。元丰二年（1079）八月，正式颁布三舍法。考试过程和升舍标准是三舍法的核心内容，《宋史》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三舍生日常考核非常频繁。私试、公试、舍试是规模较大的考试，其成绩决定其是否升舍，同样采用弥封、誊录等保密措施。考试内容只有经义、论、策，诗赋已经被完全摒弃。正式颁布的三舍法，有两点非常明确：其一，三舍法考试过程和内容借鉴现行科举制度；其二，三舍法始终是进士试之补充，决策者并没有期望取而代之。故元丰二年十二月，朝廷重新切割太学和开封府的解额分配。京城解额绝大部分给了太学，这是三舍法实施的结果。且三舍法实施过程中，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弊案频发。学官可能特别熟悉部分学生，或者串通作弊也更加方便。
四、余论
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还有一些枝枝节节：其一，省试经义；其二，废罢诸科；其三，废罢制科；其四，允许宗室参试。
神宗是亟欲有所作为的帝王，神宗朝也完成了宋代科举制度最后的重大变革。殿试策、经义取士、三舍法，后来皆成为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至此，进士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此后，宋代科举制度之动荡摇摆，皆在上述变革的范围内进行。然而，上述变革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时人已经有所觉察，后代更是争执纷纷，故三舍法等时废时置，反复变化。至真宗朝，科举考试建立起锁院、弥封、誊录、编排等系列保密制度，利大于弊。神宗朝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与之比较，往往显得劳而不惠，弊病丛生。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