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丹，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摘要】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一、被发左衽：“蛮夷”身份的书写基调
有关西南边疆族群的记载，现有史籍最早可以上溯到《史记·西南夷列传》。其对于西南夷的概述简略而全面。西南夷在当时整体发展程度较低，仅在部分地区（如滇）农业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出现了大型的聚落，但还没有形成城市。除了对西南夷风俗的描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了西南地区的一段重要历史，即“庄蹻入滇”。
《西南夷列传》首次确认了“夷夏”二元体系下西南地区各族群“夷”的身份，当时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族群作为“夷”的族群身份被首次书写。《史记》明确体现出汉代史家所秉持的汉文化中心意识，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身份的书写基调。西汉在西南设益州郡，但东汉时期因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边疆地区，边疆防御体系呈现内缩趋势。东汉时国力的下降使得“华夷有别”思想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这一观念也在《汉书》中得到了明显反映。在对西南边疆族群的风俗进行书写时，《汉书》受“夷夏有别”思想影响，更多表现出一种“严华夷之辩”的态度，这大大强化了后世史书书写中的“礼别夷夏”意识。西南夷“殊俗”“多叛”的族群形象开始在史书中逐渐形成。在前四史中，《三国志》的历史书写十分特别。这自然与汉末以来持续近百年的割据局面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由一统走向分裂，随后又由分裂回归一统。在此过程中，历经亡国之痛的陈寿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是委婉而悲郁的。
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永嘉之乱后，东晋王朝偏安一隅，面对北方地区内迁族群建立的诸多政权，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南北对峙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试图恢复对北方族群的羁縻控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魏晋时期史书的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范晔《后汉书》较《史记》《汉书》更为全面，史料取材也更为广博。综合来看，前四史对西南夷早期史事的书写，基本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基调。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强调差异，强调统一，因时而异。
二、向义慕化：国家、个人与族群的文化视野
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史料的分散与缺失。受资料所限，这一时期的史书书写也往往存在着一些失实、失真的情况。此外，由于南北政权分立，彼此攻伐不断，进一步导致各国史书存在着不同的书写立场。北朝历代政权与西南隔绝，除《周书》外，北朝史书大多不载西南族群史事。南朝国力相对孱弱，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也十分有限，多以荆州刺史遥领西南。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秦汉以来由中原移民构成的所谓“大姓”阶层，才是西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在史书中常以“多叛”的形象出现。可以认为，受政治格局影响，南朝政权对于西南地区风土的认知也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史书中往往会有“失实”的情况存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的官修史书关于西南族群的记载大多引自前朝史志，或直接不述。仅有的一些记录散见于各朝史书。南北朝时期，随着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汉文化在当地的地位逐渐上升，南中大姓的政治影响扩大。而西南边疆族群则逐渐衰落，其文化与汉文化渐渐交融凝聚，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官修史书对西南地区风俗的记述也更偏重于当时，而非古代，且由于时局多变，中原政权无暇顾及西南边地，故对有关西南族群的记录极少，且往往汉、夷并述，将整个西南族群视为“蛮夷”。这是魏晋时期官修史书记述西南族群时的最大特点。
魏晋时期现存典籍中记西南史事者，以东晋时期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详，史料保存也最为完备。与正史零散而稀少的记录相反，《华阳国志》中所载西南史事十分丰富。将魏晋时期史籍与前四史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呈现数百年间史家关于西南族群身份书写方面发生的变化。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史家对西南族群的认识随着夷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其二，出身西南地区的史家，相较其他史书作者更具有地方意识。其三，从总体趋势来看，早期史家笔下的西南族群与中原族群始终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史家对西南族群的书写也是不断变化的。总体而言，魏晋以来史书对西南族群及其风俗的书写，有意识地凸显了蛮夷族群的“汉化”。而对于“殊俗”和“异种”，总体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这是“用夏变夷”与“礼别夷夏”等传统夷夏观在族群书写中的真实反映。
三、王朝国家早期的历史意识与西南族群书写
夷夏观作为一种历史意识，是古代中原王朝地区的人们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产生的。在王权国家建立之初，随着国家疆域不断发展，中原地区的人们开始有能力和机会接触到更远、更多的其他族群。语言、风俗的差异是族群之间必然存在的现实。族群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将不同族群合理地纳入“大一统”书写的范式之下，是古代史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夷夏”二元书写便是在这一问题之下产生的。“夷夏”二元书写实际上与早期“大一统”思想并不矛盾。在“服事制”观念引导下，只要王权可以通过藩属体系对“夷”进行册封，从而在名义上对“夷”拥有合法统治权，那么史书中所呈现的“夷”这一群体就是“大一统”国家的“王臣”，无论文化是否一致，“大一统”书写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大一统”观念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汉晋时期史书的书写中强调“夷夏有别”，本身并不会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绝对的影响，同时，在“用夏变夷”的书写之下，西南族群的汉化就是完成“大一统”书写的必要补充之一。但随着边疆族群开始入主中原，文化的差异对传统“华夏正统”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史书中的“大一统”书写就开始受到强烈冲击。 在这一历史经验的指导下，史家的历史意识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华夷一家”就作为历史意识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补充指导。
汉晋史书对于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反映出，史家秉持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夷夏观念的双重影响。两汉以来，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夷汉杂居已成为基本事实。在这一基本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下，史家逐渐产生了“夷夏有别”和“用夏变夷”两种夷夏观念，并进一步影响了史家的历史意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王朝国家时代的史书编撰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之下产生的历史文本整体呈现出了王朝国家时期的基本历史理性：即历史意识与历史规律的逻辑统一。
要指出的是，王朝国家时期史书的历史书写，大多注重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是统治阶层为了塑造自身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必行之策，也是史学最主要的政治功能之一。汉晋时期，史家对西南族群的书写目的十分明确。“大一统”作为一种先秦以来的政治理想，具体表现为作为“大一统”国家主体的“王”与客体的“臣”和“天下”之间关系的长期恒定。在这一宗旨下，汉晋史书以“大一统”作为出发点完成了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诚然，史家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身份的不同，其对西南边疆族群所采取的叙事倾向有所差异，在具体的书写中呈现出“用夏变夷”和“严华夷之辩”两种不同路径，但这两种书写倾向呈现出了辩证统一的关系，都肯定了自汉代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以鉴古喻今的书写方式参与现实世界秩序的建构，形成了在“大一统”思想下的族群书写完整范式。
历代对“蛮夷”这一族群的风土民俗的书写是随着夷夏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蛮夷与华夏的关系，本质上而言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演进中，西南族群不断与其他族群产生交融与凝聚，形成了后世的西南诸族，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在历代史书中也得到了完整的书写和反映。这种文化层面的族群凝聚本身是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天下”与王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文化走向一体格局的真实历史轨迹，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又璀璨多姿的根本缘由。
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