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通行的历史叙事大都承认，近代中国面对着一场空前的社会变局。对于这场变局，以往论述的重心在于西力冲击所引发的、由政治而渐及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变动。而以往甚少为人所提及的是，这场变局还包含着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结构性成分，那就是包括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动。这种生态变动最直观的表现，是近代中国的严重灾荒。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灾荒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更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诸多节点都发生了十分复杂的交织，造成了深远影响。
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余年间，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遭遇了一个自然灾害群发的时期，其发生频率和酷烈程度都是其他历史时期所罕见的。黄河水患自1840年后进入一个新的爆发阶段。长江水患开始造成较大影响，是较为晚近的现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为患的频次和危害程度都急剧增加。其中造成重大破坏的特大洪水至少有三次。总体看来，近代时期的江患其实已经重于河患。
对农业社会威胁巨大的另一灾种即特大旱灾，在近代中国造成的危害亦呈扩大之势。根据自然科学界关于近500年来中国干旱的统计，近代一百多年间，严重旱灾的发生频次最为密集。民国时期，特大旱灾的爆发更加频繁。
作为一个典型的灾害群发期，近代中国还遭遇了其他诸多类型的严重自然灾害，其中最突出的是特大地震、烈性瘟疫及蝗灾等。
相比于灾荒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代中国的灾荒在政治领域的影响，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就近代史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灾荒问题通常被归属为社会史范围的一个主题，至多不过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一个背景而已。这就无怪乎在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灾荒问题多属惊鸿一现。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灾荒决不只是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也深深地嵌入了政治领域。这方面的显著表现是，许多次严重灾荒都与近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成为理解这些事件走向的内在要素。
对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因，长期以来主要归结为体制及军事上的落后。但是，对照英国于1839年至1842年间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惨败，则凸显了清朝在抵抗决心上的巨大差距，对战争结局同样产生重要影响。而要了解清朝的抵抗决心何以受到极大制约，灾荒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道光后期黄河连续发生的大决口，不仅与鸦片战争在时间上高度重叠，而且形成了直接的战略联动关系。这首先表现在财政上的沉重压力。其次则是灾荒与战争同样触发了社会隐忧。
尽管灾荒并非引爆金田起义的导火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灾荒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不大。从空间视角出发，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其十余年的存在时间里，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个区域，正是近代以来遭受江患日重一日的区域。在金田起义爆发前的十年间，两湖地区在持续不断的灾荒挤压下，社会秩序日趋动荡。如此一来就容易理解，本来在广西境内一再受挫的太平军，却在进入两湖地区以后迅速壮大，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而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境内，同样因连年灾荒而处于高度社会动荡之中，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抗粮抗租抢粮为中心的民变事件层见叠出，从而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有力配合。另外，本来力量分散且较为单薄的捻军，恰恰是从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事件中获得了发展良机，从而得以在“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奥援。
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期间，灾荒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一，华北地区这一时期遭遇的严重旱灾，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山东、直隶等地不断发生反洋教活动之际，一批又一批被灾荒制造出来的饥民与流民的加入，使得反洋教活动风起云涌。其二，义和团在鼓动底层民众进行反洋教斗争时，也不失时机地将灾荒与抗争意识结合起来。在义和团广为散发的多种宣传品中，都反复强调灾害的起因与教会和西方舶来文明密切相关。因此，在义和团运动遽兴遽衰的过程中，灾荒显然构成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清朝覆亡之际，由大规模灾荒促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在政权更替的舞台上的确未能跻身主角位置。但是，灾荒不仅是贯穿辛亥革命全过程的重要社会现象，而且为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变迁提供了一条良好的认知脉络。首先，因灾而起的民众抗议和社会骚乱促进了革命形势的日趋高涨。武昌起义前十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绵不断的灾荒造成了数量惊人的饥民、游民，而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支付巨额对外赔款，另一方面又为挽救衰亡而推行“新政”，致使其抗灾能力极度弱化。其次，革命力量充分利用灾荒揭露清朝统治的反动与落后，有力扩展了革命舆论的传播与影响。同时，这种舆论也反映了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政治合法性论据的变化，即从传统以灾异为核心的天命观向以民生绩效为宗旨的公理观的转移。最后，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无论是清廷内部的高层官员，还是国内外诸多知名人士，都将灾荒视为清政府很难通过的政治考验，并为之深抱杞忧。从灾荒与养民的视角来看，清朝的“天命”此际业已宣告终结了。
对于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的轻松得手，首先必须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同时也应看到，日本方面选择此时动手，客观上也抓住了一个对其颇为有利的时机。这是因为，中国自身正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而要理解这种虚弱状态，则绝对不能忽略该时期的灾荒问题。其一，中原大战是事变前中国北方军备乏力的主要原因，灾荒则构成了中原大战的重要背景。其二，南京国民政府同样在灾荒的打击下左支右绌。
1944年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两个面相：其一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在豫湘桂战役中全线溃退；其二则是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战场上不仅扭转了先前的被动局面，而且在不少地方处于战略攻势。要理解这两个面相何以同时出现，1942年至1943年的大饥荒提供了一个极富价值的线索。在国统区，国民政府起初对灾荒漠然置之，直到亲历灾区的美国记者向国际社会披露真相，才不得不采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救灾措施。并且，由于投入有限和官僚系统的腐败，绝大多数灾民根本得不到有效救助，最终酿成了一条“无尽长的死亡线”。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是另外一幅景象：一方面是在政府倡导下广泛开展社会互济活动，另一方面是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发起了生产救灾运动。就此而言，1942年至1943年的大饥荒成为检验民心向背的一块试金石，中国后来的政治走向，于此已可概见。
根据布罗代尔的划分，人与其周围环境或生态的关系史，属于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即“长时段”的历史；相对地，那些以人为中心的、引起轰动的各类事件，则属于“短时段”的历史。在通常的历史书写中，这两个圈层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各自表述，绝少相关。而在近代中国，这两种历史呈现出紧密的交织与互动。生态变动的时间跨度虽然很大，但在近代中国达到了一个爆发点，灾害群发现象便是这方面的显著标志。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传统时代，从而大大强化了灾荒的社会波及面与冲击力，使之在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都充当了一个重要变量。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来说，理应跳出就灾论灾的框架，将灾荒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认知其特性与历史意义；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也肯定不能将视界囿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亟需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领会近代社会变局的历史特质。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7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