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夏至北宋的三千年，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黄两河之间。古代淮地自然生态极其优越，土地肥沃，宜稻、麦、桑、麻，农业经济非常发达。古代淮河流域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文明史中，淮地领先了三千年，落后了一千年，与江南恰好相反。封建王朝的治水多服从于维护君权的目的，这种治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利，但也造成了长期触目惊心的环境衰败。中国古代的“四渎”渐渐地失去了一渎半：至近代，济水踪迹难觅，淮水的自然河道仅剩中上游。1946年以前的3000年里，仅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多次，重要改道26次。而黄河这些泛滥改道绝大部分集中在下游及明清时代，由于黄、淮两河下游重叠，黄河主要灾患也就成了淮河的生态问题。
当代学者多把湖沼的缩小和消失视为环境破坏，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近代淮北地区数万平方公里的腴壤常年沦为湖沼，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经常成为水域，更是惨绝人寰的环境灾难。这些人为造成的湖沼以洪泽湖为代表。1855年以前，为了加大对苏北地区黄河下游泥沙的冲力，维护漕粮运道，明清朝廷不惜高昂的民生代价，不断增筑高家堰，完全截断淮河，逼迫湖水三分济运、七分冲淤，因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
淮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即使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起点，近代中游490公里的河床落差仅16米，比降为0.03‰。实际上，许多河段是倒比降。仅洪泽一湖在清代就淹沉了古泗州城和后来营建的新泗州城。至近代，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100平方公里以上的较大湖泊，数十座县城被淹圮，每年被淹的市镇乡集数以万计。随着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近代淮北是一个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以及水患和旱熯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域从鱼米之乡演化为穷山恶水之地，从弦歌诗书闾里沦变为盗寇贼匪渊薮。
黄、淮各河泛滥，对淮北的土壤影响极大。兰考的荒沙就是黄河泛滥溃决的产物。远在淮北上游、基本上作为行洪地的兰考如此，多以滞洪、蓄洪的淮北地区所积之沙土、所受之沙害有甚于兰考。昔日作为水稻丰产地的淮北，近代成了粗杂粮的低产地。黄河带来的沙土不宜蓄水种稻。近代淮北要么根本无稻，要么仅有极少量种植。高粱、玉米是近代淮北最常见的粮食作物。民国时期，中外学者共认淮河为水、旱田的分界线。其实，这种界线是人为的。按保守估计，淮河水灾造成的损失几与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埒。至于洪灾造成的动辄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人员死亡，则更是天价损失。可以说，封建王朝对淮河的率性治理和长期蹂躏，使得近代淮北乃至全国民众承受了大自然最狂暴的报复。
淮北环境灾难基本上归因于封建统治者蔑视民生、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所致。1855年黄河北归，苏北黄河故道千疮百孔，自然环境无以恢复，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态衰败到了极致。民国时期，淮北所产的粮食除去必要的消耗，每日人均得粮0.47斤，仅及人体需粮标准的19％—28％。缺粮并非土地资源紧缺，或是民性“呰窳”。淮北缺粮的主因是环境引发的社会系统性问题，使百姓无法把劳动力投入到耕作中。简言之，淮北不是苦于内卷化，而是苦于无法内卷化。
黄河北归后遗留下来的河道、积潦、土壤等环境问题大体上贯穿于中国近代。一部近代治淮史就是整个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生态变迁史。淮河生态修复的首要问题是把涝区的滞水排走，其次是对黄水造成的沙碱土或淮黄下游地区淤涨出来的盐碱地进行土壤改良。本来，排走涝区滞水（导淮）是相对简单的事。黄河北徙之后，淮河生态修复始被提及，但此时导淮已不再成为朝廷的核心问题，而是成了地方性事务。孙中山多次强调导淮。但民国前期，中央政府仍然无意负担淮北地区的治水费用，而是由地方政府筹集，治水事务每况愈下，只能做些小修小补的工程。不少导淮举措又往往本末倒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成导淮委员会，并于1934年完成苏北淮河入海工程，但对解决淮河问题实属杯水车薪。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县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水再次入滩，豫、皖、苏三省44县成为黄泛区，远在江苏的东海、灌云、邳县、沭阳、宿迁、淮安等县也惨罹灾患。决堤造成死亡人口89万；在苏北形成巨浸，迫使1200万人流离失所。
与官府主导的导淮积重难返、步履维艰相反，以张謇为首的绅商对淮黄下游地区的土壤修复却成绩斐然。张謇不但是近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也是导淮先行者。在张謇创办的企业中，最让其劳心费神的就是淮南的通海垦牧公司，而通海垦牧公司事实上开启了对淮黄冲积的苏北千万亩盐碱地的修复。尤为重要的是，通海垦牧公司创立了绿色农业之路，以生物治理的方法使盐碱荒滩变成了良田沃土。通海垦牧公司为苏北盐碱地开垦和土壤修复树立了标杆。此后，张謇、张詧兄弟陆续在苏北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大纲、大有晋、大豫、大赉、通遂、合德、华成等十余家农垦公司。1949年以前，苏北农垦公司达100余家，开垦土地1500多万亩。这些公司直接改善了苏北的生态，并部分解决了全国的土地缺乏问题，缓解了环境压力。
近代淮河流域人与自然的关系表明，封建王朝不以民生为重的治水，成就的不是水利，而是水祸。湖泊减少、湿地萎缩固然可视为环境衰变，但大面积的农田庐宅沦为湖沼则显属环境灾难。黄淮冲积的下游土地尽管是天然的、原始的，但不是绿色的；对这片原始土地的农牧开垦，更不是环境破坏，而是可能达到良性治理的生态修复。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5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