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美宝，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
一、“区域”的范围：延展与边界
何谓“区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六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史”中设置“区域经济史研究”子项目，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中国区域研究取向的里程碑。在这个项目的带动下，以“区域取向”为名的研究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区域史”这把大伞底下，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千差万别。许多人做的研究是列举区域特征，因而被批评说无非是“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
真正为中国区域史研究提供分析模型的，是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的多层级嵌套的六边形模型分析四川市场体系的研究。施坚雅的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引入中国，但他在60年代已在英文世界出版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则到1998年才首次出版中文全译本。之后，在国内各种相关学术场合或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的提到“施坚雅模型”。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海外，便会察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开始在以“施坚雅模型”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或将之细致化，或提出超越古典经济市场体系的模型，来理解中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发展的“区域研究”，诚然跨越了行政边界，更靠近施坚雅“巨区”的讨论，但正因如此，也都没有迈出以朝代为纬的“中华帝国”的范围。这一方面是由于八九十年代从地方社会发掘的文献材料和田野考察已经足够让这些研究者深耕细作，实验重新书写“中国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论述；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限制和学科分类，使中国史学者和东南亚史或世界史学者之间颇有藩篱，而治“华侨”或“海外华人”史者，也往往聚焦于海外文献，并倾向于用“侨乡”或“原乡”等类目，将这类地方社会过度特殊化。
区域作为当事人活动的空间和研究者思考的范畴，如何能延展到国别之外？在这个问题上，滨下武志提出了很多“跨国”而非“国际”的区域研究取向思考模型，可供我们思考。
二、由“知域”而“声域”：粤语商品市场圈的外延性
滨下武志从朝贡体系出发，将“区域”的范围延展到“中华帝国”以外，画出具有分析性意义的“亚洲地域圈和海洋圈”，同时指出新加坡、马六甲、琉球、中国香港等地在近代亚洲人、财、物的流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中枢地”作用。这些中枢地俨如骨节般结线成网，使得这个广阔的区域范围不至于“漫无止境”。这种基于历史上的人、财、物在区域间流通而绘画的图像式思维，给笔者许多启发去思考近年集中研究的以粤剧、粤曲、粤乐的流动现象为中心的粤语声域的形成过程。这类研究一般被归入戏剧曲艺、语言甚或文学的范畴，但当我们将这些无形的声音视作依附于人和物等媒体的商品或服务，明白它涉及许多人、财、物的流动时，便会发现用一个跨越国别的、外延的区域性思考，对理解这种特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流通、其中表达的文化认同和地理方位观念以及如何框定这个声域范围，是十分有用的。
跟中国所有戏曲一样，粤剧从来都不只是现代人所谓的表演艺术，而更多的是一种商品与服务。戏班中人要吃饭，戏是要“卖”的。过去，因为这种商品需要通过人来传播，人（表演者）本身便是商品的现场制造者，商品的流动也等于人的流动，流动的范围越广，市场便越能最大化。在19世纪下半叶城市的室内剧场和20世纪现代影音载体出现之前，尤其如此。但戏班流动的范围，受文化和历史因素等许多条件的制约。过去大部分的戏是演来酬神的，因此戏班的流动尤其是在乡村社会，往往与庙宇的神诞和醮仪周期相关。在珠江三角洲，戏班从一个演出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乃通过红船在水道上行走，而大型戏班的班主则往往坐镇省城（广州），接洽来自各乡的生意。这些戏班因此又称为“红船班”或“落乡班”。19世纪中后期，国内外陆续出现新埠头，将戏班的流动从四乡（红船） 经轮船延伸至海外；另外，城市人口的增长，也足以支持室内剧场的出现，养活一些相对固定的戏班。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建立戏院供粤班演出的城市便至少有香港、澳门、广州、上海、旧金山、新金山（泛指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湾京（即古巴首都夏湾拿）及南洋各埠。粤班市场圈沿着粤人的活动轨迹扩张，这就是滨下武志所说的“市场圈的外延”。
然而，正如商品也有层级之别一样，在各地流动或停驻的粤班，也有质量高低之分，而这种高低之分与地域层级之别又有一定的关系。区域是有意识的历史建构，市场网络和行政结构在区域认同的形成过程中与文化意涵相互交织。
三、微观世界的飞地：国别的藩篱与对国家的想象
如果国别的存在是指边界和对出入境的管制的话，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别在第一、二圈的范围内，是不太明显的。不过，到了第三圈的范围，尤其是推行“排华法”的北美，国别的藩篱很早便存在。
对于华人尤其是闽粤人民来说，第二圈的“州府”世界历史较为悠久，明显比第三圈的“金山”世界有更多的游走空间。到了20世纪，当中华从“帝国”蜕变为共和国，南洋也成为人们有意识地缔造“新”中华的飞地。由沪上粤商主导约于1909年创立的精武体育会的活动形式和话语，便是其中一个例子。精武体育会总会设于上海，在汉口、广州等地发展分会。1920年，核心成员陈公哲等五人从香港出发到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棉兰、爪哇三宝垄、泗水等地宣传。在此次称为“五使下南洋”的活动后，南洋多处先后成立了精武会。这些由当地粤、闽、客籍商人支持的精武会，通过一系列模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手段使海内外精武会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面貌，并让当地基层的华人有机会投入集体，通过身体和感官的训练，体验也“体现”现代中华。在南洋精武的话语体系中，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属邦、荷属印度尼西亚，不是域外或海外，而是州府、南洋、南溟。因此，聘自华北的武师尤其是霍元甲之子霍东阁到荷属精武开班授武时，被比喻为北溟之鲲鹏来到“环境卑劣”“质性萎靡”的南溟，给当地人启蒙。旧有的天下观，还活在民国时期的话语中。
南洋特别是南溟精武会的例子，不但让我们通过文献理解有资本和人脉并具备书写能力的人的理念，因其会员来自各阶层，也让我们较有可能理解识字能力有限的人的想法。这些身在南洋的人士位处“边缘”，固然清楚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家庭和家族的圈子，也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异邦政权的存在；与“他者”相处时，亦有内、外之别。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具备一个“理想观念模型”，有“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应该是怎样的”想法，这种想法通过习俗、神明崇拜、教育、戏曲等多种方式形塑。到了20世纪，又加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元素，像精武会这类团体，就是政府以外积极参与形塑“现代中国”理想观念的能动者。
所谓“域内有域”，其一，指某个区域中的城镇，我们也许可以用施坚雅的中间集镇或中间市场来理解。其二，指在各层级的集镇或城市中建立的会馆、庙宇、学校、会堂、戏院、游乐场等华人社区空间，还有各色批发零售商店及书报社，后者往往也是银信（汇款） 和消息流通的中转站。其三，还有一处不可忽略的场所，是离开城镇和市场颇远的矿场。华人经营的矿场主为慰劳矿工，会延聘平日在城市戏院和游乐场活动的戏班到矿场演出。这种情况，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有。这些微观层面的空间，既是“帝国”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难以企及的，也是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不太干预的，却是经年累月通过感官方式传播和创造华人认同感的所在。
四、“之间”是江湖：让区域视角解放国别思维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把空间看成是“不证自明、毫无疑问、与理论无涉”的，只是历史发生的所在。范申德尔认为，我们应把空间看成一个变化的过程，故而提出“过程地理”的研究取向。其实，人文地理学家早已提出，用来表示空间的各种地理尺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范申德尔认为，要丰富地理尺度的理论，首先，要在社会经济因素以外，考虑社会文化和话语的因素。其次，研究者往往集中注意都市、国别和全球等尺度，而忽略国别与全球之间的尺度。最后，他提倡建立一个新的“社空词库”，去发展和理解新的地理尺度；而要探讨区域间的相互联系，最佳的办法莫过于从物与人在跨国或跨区的流动开始。这应该就是他说的如何将隐喻性的空间和物质性的空间联系起来的两个向度了。
为什么国别与全球之间的尺度会被忽视呢？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实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崛起，加上亚太地区冷战的地缘政治作祟，这些“之间”地带一直在萎缩。研究者绝大部分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他们本该有的区域视野，也往往为国别的思维所束缚，而未能对其研究对象有足够的同情之理解。研究者有必要更新地理观念，以区域的视角，从人、物、财的流动来理解这个逐渐消失的世界，才有可能让思想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江湖”得以活现在研究之中。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