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劲松，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从1921年河南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开始，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年的历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于世界文明具有深远意义，表现为中国考古学100年来揭示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资源，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共同重绘着世界古代文明的图景。
一、世界考古学史中的中国考古学
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形成于19世纪。1950年，剑桥大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出版了《考古学一百年》，阐述了从184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100年间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百年间的重大考古发现。1975年，丹尼尔又在原书基础上增加了1940年以后考古学的重大发展，并将19世纪20年代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按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序列布置博物馆的藏品陈列作为考古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开端，出版了《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此后，该书被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选用为考古学史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丹尼尔在书中提出，史前学在地理上有两个开端，即欧洲和近东—爱琴海地区；但史前学最终形成世界史前学则是在两件大事之后，一是印度、中国和美洲史前文明的发现，二是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欧亚非大陆。为此，该书专设“中国”一节讲述中国文明。由这部世界考古学史的重要著作可以了解到，一方面，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考古学家在衡量史前考古学如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时，已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还较为有限。这部书对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涉及并不多，只简单提及考古发现的名称和引发的问题，对考古发现的内涵与意义缺乏深入认识，显然不足以展现中国古代文明的概貌。
可以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进行某种比较的著作是2017年出版的《考古通史》。《考古通史》的编著者保罗·巴恩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也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这部关于世界考古的综合性著作，记录了考古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在书中展现的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中，中国的考古发现明显增多。在早期的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著作中，中国的古代文明更多是作为远东文明，也就是一种区域文明被单独介绍；而在《考古通史》中，中国的考古成果和古代文明已被纳入世界古代文明的进程中，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由此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更加完整，古代文明更加丰富多彩。
比世界考古学史或考古通史的著作更能体现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是海外学术界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深入研究。近40年来海外关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性论著大量增加。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以及由考古材料显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性。中国的考古成果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自是因为1980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的深刻变化，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这两方面的原因推动中国考古学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文明进一步融入人类文明的谱系。
二、中国考古学揭示的世界文化遗产
以上事例显然不足以说明中国考古学对于重绘世界文明图景的贡献，我们也不可能从世界范围内梳理与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相关的论著并评估其影响。为此我们再换一个维度，即从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来认识中国考古学的意义。
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群、人类工程和考古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为全世界公认，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由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古代文明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中国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从1987年至2021年共有56项世界遗产，遗产数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的世界遗产中有38项为文化遗产，均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历史，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它们大致分为三类，即全部为考古发掘的遗存、部分为考古发掘的遗存、保留于地面上的遗存。
三、用考古学建构全球史的可能性
世界文明图景的绘制是一项永久性工作，没有终结。就中国考古学而言，这100年来它让世界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明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努力。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些考古遗址虽然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对它们的发掘和研究远远没有终止。比如殷墟是我国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历经90多年和几代考古学家的工作，但对殷墟的探索不会停止，遗址中的重要发现仍然不断更新着我们对这座古代都城和这个时期历史与文化的认识。那些不是由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文化遗产，也需要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去更深入、更多维地揭示其丰富内涵，赋予它们更多的科学价值。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与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选出了百项最具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是中国考古学百年来发现、发掘的上万处遗址的代表，是揭示中国文明、建构中国历史的核心。这其中还有许多发现需要面向世界，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和文明图景。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是目前所知的东亚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开端，考古学界由二里头追溯、探寻“最早的中国”。在这百项考古发现之外，许多遗址仍需要考古学家继续发掘、研究，更多未知的遗存还埋藏于地下需要探寻。
从考古视角出发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会随着不断增加的考古发现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绘制世界古代文明图景也不是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因为考古学揭示和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生活的物质遗存，用这些材料拼贴而成的历史图景往往呈现片断式或板块状的结构，即使将各区域、各时期的图景汇集到一起，也不足以构成一部有着清晰、明确发展线索的历史。因此，如何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形成全球历史的叙事，是考古学研究在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部分史学家开始以全球视野建构历史叙事，着重从文明比较的角度重写世界史，把全人类的文化、社会生活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突出文化多元的合理性以及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其结果便是诸如《全球通史》这类著作的出现。直到21世纪，全球历史叙事仍然是时代的需要。重写全球史离不开考古发现与研究，同时考古学也要努力尝试用考古材料和自身方法建构连贯的全球史。
考古学要进行这样的建构，同样离不开多学科的合作，特别是需要与历史学结合。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漫长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都只能通过物质遗存体现出来。在有了文字记录之后，历史的呈现方式变得复杂多样，建构历史的材料不再只是物质遗存，文字记述不仅主导了对历史的书写，而且也为考古学理解和阐释考古材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参照，考古材料则提供了文字记录之外的历史细节和生活样态。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并不仅仅是物质遗存和文字两类材料互补、互证那么简单。用文献书写、建构的历史是为某种“观念”贯穿的历史，因而呈现出连续性。在纷繁复杂的考古材料中却不存在这样的“观念”，由考古材料建构的历史可能具有多个发展线条，呈现出的是多元化、多层面的历史。因此，考古学与历史学都在进行建构，但材料、方法、路径不同，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其意义在于将不同的历史发展线索相交织，从而使全球史更加立体，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历史的原貌。
回到中国考古学，100年前中国缺乏考古学专业人员，更没有正式的考古学研究机构，中国考古学开创者面对的是空白的大地和迷茫的古史。经过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所建构的历史、所绘制的文明图景已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考古学揭示和阐释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人类共同的历史。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正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的100年的开端和起点是上个百年的成就，对于这样的未来我们心怀期望。
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