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宇，王善军；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
【摘要】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取向是崇尚阀阅，表现为旧门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宋代官宦世家则崇尚人物，表现为对婚配对象的才能、修养、资财和家世的重视。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其核心取向仍然是人们的社会地位。
一、尚阀阅：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
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家族。唐代官宦世家婚姻崇尚阀阅，并非仅表现为士族阶层的等级内婚，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
旧门间互通婚姻。自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等级内婚制，入唐后流风遗俗继续存在。由于旧士族特别是其代表——崔、卢、李、郑、王五姓士族的郡望多在太行山以东，因而被时人称为山东士族。旧士族群体以婚姻维持社会声望，矜尚群体内婚，但社会发展形势已使其婚姻难以完全限定在群体内。若不得已而与其他社会群体通婚，则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时人将这类财物谓之“陪门财”，这类婚姻谓之“卖婚”。非但嫁女如此，娶妇亦是如此。
旧士族自恃身份并借婚姻敛财的做法，逐渐引起当朝统治者的不满。唐太宗在诏书中措辞严厉，批评旧士族失衣冠之绪、乖德义之风，甚至直接斥责此类婚媾为“有如贩鬻”。显庆四年（659年），高宗在诏书中还曾作出针对性的规定。此后，唐政府还不断重申这类规定。尽管李唐统治者此举有意打压传统士族、抬高新贵，却也揭示了旧士族呈现出寥落和式微的趋势。然朝廷举措并不能立竿见影，旧士族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这种旧门间互通婚姻的风气，甚至延续到五代宋初。
新贵攀附旧门。唐朝建立后依靠功业、能力或机遇而跻身统治阶级上层的官员，尽管在其所获得的各种特权庇护下，宗族势力得以提升和发展，成功实现了世代仕宦的梦想，但他们在婚姻方面却明显具有攀附旧士族的倾向。旧士族之能够仍然自矜门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贵们的热衷攀附。为了攀附成功，不少新士族甚至自贬其家门，甘心受屈于姻娅。唐朝初年，新贵攀附旧门蔚成风气。此后，这种现象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没能成功与旧士族联姻的官僚，也明显表露出了艳羡或嫉恨的心态。
新贵间互通婚姻。新士族阶层一方面攀附旧士族，一方面又对旧士族以群体内婚自矜而愤愤不平。在现实生活中，新士族间的相互通婚更为常见。这实际上也是群体内婚，也是崇尚门阀，只不过崇尚的是新门阀而已。唐朝最高统治者为了强化权力，打击山东士族的门阀观念，积极提倡新贵间互通婚姻。新贵间互通婚姻自然可形成崇尚新门阀的风气，但新贵意识中的旧门阀观念却未必就能完全消除。
当然，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并不局限于崇尚阀阅，也有注重人物、注重财富等各种情况。但就其主流取向而言，崇尚阀阅在有唐一代特别是前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高宗等统治者以皇族之尊打压旧门士族，积极引导新贵间通婚，引领婚姻价值取向由传统门阀向官品、人才等转向，推动“官宦”“忠孝”“道义”“学艺”等成为“天下士大夫”的判断标准，尽管已使社会风气逐渐变化，但也说明传统的门阀观念改变之艰难。可以说，对于官宦世家群体而言，尽管崇尚阀阅的婚姻价值取向已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冲击，但终唐之世尚未形成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取向。
二、贵人物：宋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价值取向
中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受新兴势力冲击，门阀势力更加式微。门阀宗族制下“士庶天隔”的门第等级观念，至宋代已基本消失。“婚姻不问阀阅”成为由唐及宋婚姻价值取向变化的显著特征。但所谓的“不问阀阅”，并非完全不讲门第，只是不再将阀阅作为首要条件而已。同时，宋人逐渐接受了更为重要的婚姻条件，那便是贵人物，甚至“贵人物相当”。重视“人物”是一种综合考量方式，不仅包括个人才能，还包括个人资财、家世及家法影响下的个人品行。
在宋代官宦世家的选婿过程中，个人才干已受到相当重视。由于宋代科举出身受到特别重视，因而新榜进士成为富贵之家选婿的理想对象。姚兆余认为“以才择婿”是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之一。其实，南宋亦然。
人物的修养主要表现在对礼法的重视。即使是皇家择偶，也应将家族的礼法传统当作观察对方的重要指标。在宋代六礼多废、货财相交的社会环境下，官宦世家对人物修养的重视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宋代已不可能出现门阀制度下的门第婚，但官宦世家对门当户对仍然相当重视。在一些世代交往的宗族间，人物的家世更多地表现为重视世婚。社会现实中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可见，官宦世家之间世代通婚已相当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人物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相互重合的。但其最主要的取向，则在于婚配对象本人的才干与修养。为官宦世家所选中的才干之婿，其家族背景虽有不少属于同等门户，但亦有相当一部分出身相对贫寒。官宦世家姻亲中亦有官位很低甚至并无官位的富室之家，这则是婚姻重视资财的结果。
三、唐宋婚姻价值取向转变的原因
唐宋婚姻价值取向的转向，虽然甚为明显，但无疑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主要是因为影响其变动的诸因素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各种特权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消长，使官僚阶层的群体构成发生了变化，各相关社会群体的地位也随之升降。自唐中叶以后，门阀士族的各种特权逐渐丧失殆尽。尽管依靠家法、门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门阀士族“犹自云士大夫”，但对“世代衰微”的社会现实却无能为力，有些甚至已经“全无冠盖”。政治特权的逐渐丧失，又使其丧失了各种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权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由富而贫。如此一来，门阀士族也就只能“身未免于贫贱”了。显然，这样的社会群体已逐渐失去对新兴官僚宗族的吸引力，很难再成为他们议婚时崇尚的对象。与此同时，新贵宗族通过对现实政治权力的获取，逐渐形成一些当世及世代传承的特权。除了现实势力的不断扩大，当权者亦借助传统习俗提升新贵宗族的社会影响。现实的地位和影响，自然使新贵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从而逐渐消解传统婚姻价值取向中的门阀观念。随着宋代科举取士数量的增加，科举士人阶层获取的社会权益不断扩大，士人的群体意识不断加强，婚姻选择时更注重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宗族建设。
官宦世家通过婚姻结成姻亲关系网络，有利于宗族政治势力的扩大。具有姻亲关系的官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自觉地就会受到人情影响。但这种人脉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生成方式。唐前期的旧士族群体，由于继承先前等级婚姻的余荫，已形成比较固定且相对封闭的姻亲圈。这种崇尚阀阅的婚姻取向，显然蕴含着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及至宋代，由于官宦世家更易受到社会流动的冲击，因而积极利用已有势力，不断联姻于具有政治前途的人物，才能得益于姻亲关系网络。
官宦世家姻亲间通过经济上的互助，有利于孤寡贫弱家庭渡过困难阶段。尽管官宦世家具有优越的生存条件，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相对经济困难。那些孤寡贫弱的家庭，往往需要姻亲的帮助。唐前期有些旧士族面对经济上的不断衰弱，通过“卖婚”寻求补偿。这对其经济地位的维持，显然是有益的。但唐后期出现贫女难嫁的现象，说明人们看重贵贱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贫富观念的冲击。两宋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贫富更不稳定，婚嫁也更加看重人物的资财。在出现家道变故时，姻亲之家往往会相互帮助。
社会流动性的变化，使个人能力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自九品中正制废罢、庄园农奴制衰落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科举制为士人提供了依靠经学知识和文学才能向上流动的机会，募兵制也为更多的民众提供了依靠军功向上流动的机会。这种社会现实，逐渐使官宦世家在议婚时越来越看重个人才能。唐朝进士在放榜后，于曲江亭大宴，是时往往为官宦世家择婿提供了机会。此类情况延续至宋朝，更为兴盛。宋代的官宦世家，其起家人物依靠个人才能带来宗族长远利益者不乏其例。可见，宋代的许多官宦世家是从中小地主或农民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崇尚人物才干逐渐成为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观念。
官宦世家婚姻对象的选择，主要是由其价值取向所决定的。而官宦世家在婚姻方面的价值取向，往往能引导其他社会群体。因而，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官宦世家择婚的价值取向在某些方面并无明显特殊之处，只是在价值认可程度上更为突出而已，而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则可能为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及。唐宋时期，尽管官宦世家单一价值取向的婚姻不是没有，但更多的婚姻往往是多重价值取向综合考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单一价值取向，还是多重价值取向的综合考量，其社会主流取向则明显表现出从“尚阀阅”到“贵人物”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唐代旧士族曾在前朝取得众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特权，尽管入唐后政治特权日益缩小，但经济势力的衰败则相对缓慢，而文化优势的丧失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唐代的新士族不断获得政治经济特权，并通过施政行为逐渐形成对该群体有利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从而成为上层社会中的核心群体。宋代的官宦世家，虽然也有一些唐代士族的后裔通过宗族衰败后的重新起家而兴盛于新王朝，但更多的是新兴宗族，因适应社会需要而能够世代仕宦，社会地位得以相对长久地维持。唐宋官宦世家群体的变迁，尽管使其主流的婚姻价值取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核心的取向仍然是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可以说是转变中的不变因素。
摘自《西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