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冰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珠英学士”之实自《三教珠英》修纂之时便已存在，而其真正定名应当是《三教珠英》定名之后。“珠英学士”构建与两项制度密切相关：一是文馆学士制度；二是奉宸府的设置。由于珠英学士设立时的特殊背景，珠英学士具有文学性、政治性的双重属性。因此，珠英学士群体亦可分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群体和以文学文化为中心的群体。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分割的群体。《三教珠英》的编纂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将自己的文学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
“珠英学士”之出现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如武周政权）密切相关。珠英学士之职，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典籍中并无记载，但于《唐六典》“集贤殿书院”条下稍有提及。可见，珠英学士在职官系统中并无一席之地，但不能否认其本身的政治性质。实际上，珠英学士的职能并未溢出当时已设置学士（如弘文馆）的职能范畴，是一种临时性的职能设置。
一、“珠英学士”制度的构建基础
一般情况下，某一项措施的产生，与现存制度或措施有所联系是自然之理。而这些联系与渊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该措施的存续状态，如该群体构成、具体职能及活动等。“珠英学士”构建与两项制度密切相关：一是文馆学士制度，一是奉宸府。文馆学士为珠英学士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与可效法的模式，奉宸府为其提供了设置动机与人员构成。这两者为珠英学士的重要制度渊源，而其具体措施与职能、活动都与此脱不开干系。
二、珠英学士的性质与地位：“名”与“实”
学士参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活动，因此有“珠英学士”之名。“珠英学士”之称有政治上的意义， 亦有文学上的意义。珠英学士在政治意义上的存续时间与《三教珠英》的编纂时间密切相关。“珠英”是《三教珠英》的缩写， 而《三教珠英》为武则天御定之名。“珠英学士”之称却并非由武则天而定，应为自发的、惯性的生成。实际上，在编纂过程中，《三教珠英》的编纂群体亦称“学士”。此时，虽暂无“珠英学士”之名，但有“珠英学士”之实。在性质上，此时既有非官方的文人性，又有一定政治的官职属性，但更偏向后者。珠英学士之职并非属于正式的职官系统， 但是它仍是行政系统所认可的职务。
“珠英学士”之名自《三教珠英》修纂之时便已存在。在修撰过程中，此类文学之士被称为“学士”。虽然其不属于正式的职官系统，但学士的职能也是“师出有名”，得到政治上的肯定。“珠英学士”真正定名应当是《三教珠英》定名之后。另外，因为《珠英学士集》的存在，珠英学士群体及该集收录作品获得了文学史上的意义。
三、珠英学士的职能与活动：权力网络与文化联系
珠英学士既然有官职意义上的身份，自然有相应的义务。具体修撰之事，在《唐会要》《太平御览》《旧唐书》等典籍中皆有提及。关于珠英学士的参与人员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即“二十六人”“四十七人”“三十六人”。学界以为“二十六人”与“四十七人”之说皆有根据。而造成“二十六”与“四十七”两者数字上不同之原因是初期计划参与的人员与后期实际参与人数的差别。目前，笔者以为确认参与《三教珠英》的人数有三十三人。
细考究参与《三教珠英》的群体可发现，这一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治利益为中心的群体，一类是相对具有文化气息的群体。就前者而言，张昌宗、张易之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珠英学士的存在与奉宸府的设置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渊源关系。奉宸府最初的设置目的是给“嬖宠之人”提供一个名义，珠英学士的出现则是又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而张昌宗、张易之作为“嬖宠之人”则借着与武则天的私人关系而谋求公共权力，因此自然成为某些珠英学士所亲附的对象。 这些官员中包括真正的文学之士，亦包括一些投机取巧之辈。
二张本粗于文采之事，他们只是名义上的领头人。真正编纂《三教珠英》的则属于文人群体。相较于权力为凝聚力的群体，文化群体中情况相对复杂。根据各类典籍记载，不同个体在不同典籍中出现的顺位不同，出现频率亦不同。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后人对其在编纂工作中的认可度。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物是李峤。李峤其人有文学才能，拥有成为真正意义上（而非挂名意义上）的学士之资格。
至于其他人，在不同的典籍中所处的位置不一。在《朝野佥载》中提及崔融、张说，将这两者作为《三教珠英》的代表。崔融其人并未在《旧唐书》《新唐书》（关于《三教珠英》编纂者的论述）中出现。因此，其重要性需要根据文本进行斟酌。考虑到《朝野佥载》的笔记小说性质，它的可信度不及正史。又考虑《珠英学士集》在唐代流通的可能性与普及性，崔融之名可能广为人知。《朝野佥载》将崔融作为《三教珠英》的代表是由于《珠英学士集》的影响。
综之，典籍中的顺位是由官职、君王的认可度、与二张的关系等多种因素造成，不能据某一史料武断地进行判断。权力为凝聚力、文化为内核的两个群体并不是严格分开的。政治、文学是某一个人物的一体两面。政治为主的群体中有文学之士亲附，文学为主的群体亦离不了政治人物。珠英学士的生成背景，默认了这种情况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看到文学核心李峤与政治核心人物二张有所交往，这是身处同一个庙堂之上的人无法避免的事情。以场域的理论来看，《三教珠英》的编纂工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将自己的文学资本转化政治资本。而沈佺期、阎朝隐之徒则是文人群体相对急功近利的个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教珠英》得以编纂，这也决定了文化功能并不是《三教珠英》的全部目的。
珠英学士的产生有其制度构成基础。一方面，唐初，学士逐渐职官化，成为职官系统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学士制度为珠英学士的设置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同时，已有的职能分化，促使珠英学士在弘文馆、 崇文馆等文馆之外另辟蹊径。另一方面，武则天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及政治考量，设立了控鹤府、奉宸府。而这之中的官员以及其他文学之士，构成了后来珠英学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珠英学士设立的背景。最初，珠英学士进行《三教珠英》的编纂，只称“学士”，未有“珠英学士”之称。自大足元年（701年）之后，《三教珠英》编成并获得武则天御定之名，“珠英学士”之称成为可能。随后，崔融编选《珠英集》，使得“珠英学士”及其文学创作获得文学史上的意义。珠英学士的具体参与人员为四十七人。因为珠英学士设立时的特殊背景，使得珠英学士具有文学性、政治性等双重属性。因此，珠英学士群体亦可分为以权力为中心的群体和以文学文化为中心的群体。 前者以张昌宗为中心人物，后者以李峤为中心人物。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教珠英》得以编纂，这也决定了文化功能并不是《三教珠英》的全部目的。而这也是导致《珠英学士集》的构成呈现出政治因子、文学因子的原因之一。当然，珠英学士与其他学士的关系仍可以进一步探索。同时，在明确珠英学士设置之后，也可为《珠英学士集》的研究提供帮助。
摘自《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