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以来长江口南岸地理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响应
【作者】吴俊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最近一次江走南支的时间，地理学界比较一致地认为是在18世纪中期，学界对长江口历史环境变化的多要素研究也多参考这一时间节点。有鉴于此，本文将观察的时间区间自18世纪中期向前向后加以适当延伸，主要在明初至民国这一段时期内对长江口主泓摆动的具体过程及相关人地现象进行细致而微的梳理和总结。
一、淡水区的南扩及盐场变化
长江出海口为咸淡水交接处，江水出口门后冲刷到一定距离之外，涨潮时以淡水为主要成分的水流往复上溯，故在此区域内的海岸带为低盐度的冲淡水区，若长江径流下泄量大，则冲淡水的盐度更低，扩展范围相应更大。
明清时期长江口淡水区的范围，史籍中未见有明确划分，但可以肯定自常熟福山以外，东至铜沙，南至洋山岛，其间的海岸带地区广受长江淡水贴岸南下的影响。这一认知与现代地理学对长江冲淡水性质的界定已经非常接近。
仅据史籍中对咸淡水分界的寥寥记载，并无法厘清长江口主泓南偏与南支排水量渐增的时间进程，及其与长江口南岸淡水控制区影响范围逐渐推移的关系，但可以从文献所载海塘修建的时间、位置，以及沿岸盐场兴衰演替等方面的资料，对咸淡水界线的历史变化做进一步的推断。
据万历《嘉定县志》记，明初工部将堵御咸潮的海塘修至嘉定县与昆山县的交界处，并不断增筑加高。这大致可证明代初期咸潮冲激浏河口的频度较高，而自此往东南的长江口沿岸地区，由于咸潮经常可达，应当具备设置盐场的条件。
明初两浙盐运司下设松江分司，统辖浦东、下砂、下砂一、下砂二、清浦、天赐、横浦、袁部八场，这些盐场即主要沿长江口外的南岸线分布，至少自黄浦江口往南的海岸带，均为“水咸宜盐”的区域。此时长江口主泓主要由北支出海，经由南支排出的水量较小，反而海水咸潮势力较强，盐度较高的水质为南岸盐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但至少自明代后期起，长江口南岸各盐场的生产环境和产能发生了较大变化。稽查史料可以发现，明后期至清中期，长江口南岸各大盐场确实相继沦入不能产盐的境况，其原因或许比较复杂，但均受到“海味变淡”这一因素的影响。
清浦盐场最靠近长江口，明初时生产规模在浙西诸盐场中居于中等。时江流主要走北支，而清浦场位处涨潮流势强的南岸，咸潮浸灌带来丰富的卤质资源。至明嘉靖时，清浦场产能迅速衰减。对于清浦场衰落的原因，官方志书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由潮侵和滩涂内坍造成；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海水变淡、卤水不足所导致。这两种说法均符合当时实际的江海形势。对面的崇明岸线则正好相反，卤咸适合产盐，这证明长江口主泓正在向南支偏移，行经右岸的淡水量逐渐增大，而崇明岛靠近北支的岸线正在为涨潮流所控制，咸潮势力渐趋增强。
清浦盐场在明后期已停产，其滨海滩涂已完全受淡水影响。清康熙年间，下砂二、三场均因水淡而不能煎盐。下砂三场距长江口较近，受到长江主泓南偏的影响也较早，实际上在“明季已不产盐”。其后到了清康熙十六年，该场原有盐地尽已升科为垦种的农田。康熙五十五年，该场盐大使也被裁撤，至此，下砂三场完全变成了农业区。在清中期时下砂二场也完全失去产盐条件。位置最偏东南的下砂一场，虽然在清中期时尤可产盐，但也只是勉强维持，最终在道光年间完全停产。
晚清光宣年间，淡水影响区已越过南汇嘴继续向西南扩张。柴场镇附近海塘以外的滩涂，在清光绪以前尚可摊晒食盐，至光绪二十八年，这一带滩涂普遍开始种植豆类和棉花。
再往杭州湾北侧的金山沙嘴方向，长江冲淡水对盐业生产的影响也波及至此，其效应在20世纪前半期集中体现出来。根据1929年侯德封对两浙盐场年产能力的统计，金山一带芦沥、海沙盐场的年产量分别为21240担、18500担，为浙西诸盐场中最小。引芦沥、海沙盐场产量低微的事实说明，民国初期长江淡水对杭州湾北侧海岸带的影响已相当明显。
通过上述对明初以来长江口南岸淡水影响区的演变过程及盐业生产相关变化过程的复原，不难看出，长江主泓从北支向南支的移动具有渐进性，历经较长的时间，经由南支下泄的径流量大致为不断增加的趋势。在长江主泓不断南偏的影响下，长江冲淡水的控制范围贴海岸向东南推进扩展，南岸的盐场由于海水盐度降低而渐次衰落，盐场滩涂相继转变为农业种植区。
二、海岸水系的变化：入海河口的通与塞
以下通过对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水系形态的连续复原，进一步观察长江主泓南偏态势下江水与海潮对海岸带地理塑造力量的变化。
黄浦江口以西的宝山、嘉定岸段，明清以来长期受到海潮及江流冲刷的共同影响，岸线总体上处于坍进状态，与之相应的是，各入海干河的出海口频被人工堵筑。堵塞大多数河流的入海口，主要是为减少潮灾时咸水直入内地对农业和聚落造成的损害，也为减少随潮而入的泥沙在内河的淤积。同时，也有防止枯水季节含盐水经北支向南支倒灌的因素，因为此处靠近北支入口，而此时随着长江主泓南偏，北支已成为含盐涨潮流占优势的河道。
需要堵筑或开通的河口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潮水冲刷的位置和岸线坍涨变化的转换进行调整。总体上可以看出，长江口南岸的嘉定、宝山地区在明清时期经常受到强潮的冲击，江水冲刷力度也较大，岸线常处于坍进状态。在出海河口大部分被堵塞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功能强大的水闸技术，则海塘外发育的潮沟水系与内地河流水系就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
黄浦江口以东的江东岸段，自明中期以后成为遭受潮灾最频繁、海塘最险要的地段。在明万历十年曾因海潮冲决而形成李家洪大口，长期作为吴淞地区的海防要地。该区不仅在飓风或大汛时易发生潮灾，在旱季江水冲刷力弱时咸潮入侵也会增加。江东岸段入海河流的治理措施与黄浦江口以西地区大致相同，以堵塞入海河口为要。
川沙八、九团一带在元明时期为咸潮浸灌之地，海潮势力较大，易于冲成深阔的港口。也由于咸潮常至，川沙在明前期仍可产盐。至清乾隆时期，川沙八团外仍存杨家洪、凌家洪两个较深的港口，这说明该处海岸仍位于海潮顶冲位置，海潮的冲刷作用大过江流下泄的力度。但至清后期道光时，川沙海岸显示出淤涨岸的特征。原来港宽水阔的黄家湾口，此时潮来皆水，潮去成涂；原来的通海港口杨家洪、凌家洪皆有淤塞之迹象。
川沙的案例说明，江流与海潮的对冲作用也是影响岸线坍涨的重要因素，对冲比的强弱变化造成泥沙淤积点的位移以及通海河口的水文变化。明清以来的川沙海岸由此成为坍进岸向淤涨岸过渡的类型。
明初直至清前期，南汇嘴北侧一直为潮沙易于沉积之处，呈现出淤涨岸的显著特征，其原因除江流至此力弱，也与向海凸出的南汇嘴之挑流作用有关。由于地处长江口南岸淡水区内，咸潮影响力被南汇嘴分化，潮沟水系与海塘内水系相互贯通，滩涂地带能够较好地利用淡潮进行灌溉，因此南汇的滩涂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清中期以后，南汇、川沙一带在海塘下普遍建造水洞，以沟通内外水流，已成海岸带水利的常态。塘内河流与塘外潮沟通过水洞相互联通，使得旱、涝、潮情况下的水流均得到有效控制。由于滩涂淤涨较快，新的海塘不断增筑，清光绪时南汇海塘下所建石洞甚多。光绪“十二年改建石洞……每洞各举董事一人，悉心经管”，该志还对三道主要海塘下建于不同时期的水洞分别进行列举。李公塘系在光绪三十一年修成的最外层大海塘，人们在筑塘的同时直接开通了泄水石洞，并造好了水闸，可见当时咸水对南汇海岸的影响确实不大，海塘外的滩涂也较快地熟化并被开发为农田。
从上述复原可知，明中期以来随着长江主泓的持续南偏，长江口南岸自嘉定至南汇嘴之间的广大海岸带相继成为淡水区影响的范围，潮水可用来灌溉，但海岸水系却存在是否通海的差异，淤涨区入海河口向海贯通，并借助水洞水闸控制水流循环；坍进区入海河口则由海塘与滩涂潮沟隔开，海塘内外水流不通。至清末民初，两种类型海岸的分界点大致在川沙老洪漥一带。
三、海岸线的坍塌与淤涨
随着长江主泓向南摆动及南支泄水量的不断变化，长江口南岸不同地点受江水冲刷的强度也相应变化，加上潮流顶冲的作用，海岸线坍涨地段表现出由北而南的差异。
明前期，吴淞江口以西海岸的坍塌已经比较严重，其标志性事件当数吴淞所城的坍陷与重建，该城重建后仍长期面临潮蚀危险。另据张修桂考订，吴淞所城再往西北的江岸在明代也有十分显著的坍塌，宋代以煮盐、烧窑而闻名的黄姚镇，当时其外建有海塘以卫护，镇距海上尚有相当距离。但明代中叶，岸线内坍，旧海塘没入海中数里。明末清初时，黄姚镇及其附近的顾泾港也已坍没入海，岸线逼近今岸。
由上可见，有明一代吴淞口西岸为典型的坍塌型海岸，其中原因，与其正处长江南支口门处的顶流位置有关，主泓南偏对南岸冲刷逐渐加剧；其次，这一时期崇明岛沙洲的并岸成型，也使得河口过水断面缩窄，导致江水对沿岸的冲刷力加大。
明中期以后，受江流侵蚀的岸段向东南扩展，吴淞江口以东的江东地区频发建筑物坍江及毁塘事件。
清后期关于强潮冲激江东海塘所发生的险情亦常见于史料，如光绪十三年，海潮暴涨，直逼塘身，塘外滩地刷坍几尽；宣统元年，海塘被冲毁三十一丈，桩木被拔起六百余根。光绪三十三年浚浦局于塘外建筑石梗，改变了水流方向，江东岸段的稳固程度较前提高。民国以后江东海塘大体上保持了原来的塘址线路。
黄家湾向被视为江东地区的南界。万历《嘉定县志》所载“宝山所图”显示，黄家湾的位置偏于内陆，距离海水尚有一段距离；到了清中期，黄家湾几乎成为长江口以南坍岸幅度最大的地区，内坍达到二十余里。晚清民初，由于海中新出露的横沙、鼎丰沙等沙洲的逼压，使得川沙北境的黄家湾段水流更急，坍岸仍持续发生。
清中期以后显著的淤涨岸段在川沙南境及南汇、奉贤地区，涨滩大致沿钦公塘外岸线分布。但南北淤涨程度有所差异，川沙南境为坍岸向涨岸的过渡地带，淤涨幅度较小；而受南汇嘴挑流作用影响较大的南汇及奉贤东部，则淤涨幅度较大。新编《南汇县志》对历史时期南汇地区海岸线的变迁情况做过系统的统计，指出自明初直至20世纪80年代，该区海岸线均呈向外延伸的趋势，其中南部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距离为最大。
今奉贤东境海岸带在20世纪中期以前系青村盐场的范围，其中心城镇青村镇在明中期时已距离海岸线十余里之遥，并且这一淤涨趋势比较稳定地保持到晚清光绪间。
由上述明清以来长江口南岸海岸线的坍涨变化可见，江流对岸线剧烈冲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黄家湾以上的岸段，尤以吴淞口两岸最为显著。其次由于长江南支河口处长兴、横沙诸沙的孕育，水道逼窄及水流加急，受冲坍没的岸段有向东南川沙方向下移的趋势。南汇及奉贤岸段距离长江口门较远，江水冲刷力至此减弱，海潮涨潮流占优势，江流与海潮的对冲使得泥沙在南汇嘴南北两侧沉积，这两处岸段遂成为典型的淤涨型海岸。
四、结语
江口海岸的地理环境是多种自然力量塑造的结果，动力机制十分复杂，不同河口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都存在差异，同一岸段不同时期的主要塑造力也非一成不变。本文对明初以来长江径流摆动、长江口南岸地理环境及人类活动变化的复原和分析，亦是从个案角度证明，在海岸带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中，以史料考证与复原为基础，借鉴河口海岸水文学和沉积地貌学等现代自然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文章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