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欣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中体西用”一度是晚清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思想典范，却在后来遭遇冲击乃至被认为失效。甲午前的“中体西用”说主要是为处理中西学间关于教、艺二者的关系。“西艺”为用，“中教”为体，二者有着相对清晰的界线。甲午后“西政”知识大规模的进入，则冲击了体与用的分界。张之洞在“用”上主张“西政为要”,在“体”上却又拒斥“西政”中的民权、自由，体现了“政”和体用框架的紧张。张之洞的批评者也觉察到此问题。保守的简朝亮和趋新的何启、胡礼垣都承认“政”的重要性，却批评张之洞割裂体用；杜亚泉虽能分享区分中西体用的看法，但批评张氏不当视“政”重于“艺”。究其原因，中西不同的政教关系使“政”具有介于体用之间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挑战了旧有处理中西学关系的框架，使近代“中体西用”典范受到冲击。
一、“权衡新旧”中的“西政”
近代以前的西学传播，以教、艺二者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出于了解夷情的需要，《海国图志》等书籍在介绍西方时，渐涉及西方政治的面相。中、西政体的差别，也成为部分“开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关注的问题。但相比于西教、西艺二者，西政的传入一直是较少的，西人即便有所阐述，也多少受到制约。
这种情况在甲午之后发生了扭转，在此背景下，张之洞有《劝学篇》之作。针对甲午以后中国讨论“政”的热烈气氛，张氏在序言中首先声明：“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里的“学”和“政”，或许应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来理解。张氏认为要进行实践中（“政”）的改革，须先从认识上（“学”）摆正态度。他在当时人热议“政”之时转而劝“学”，首先是有截断众流、正本清源之意。具体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主张，张之洞也正是在强调“新学为用”的外篇《设学》中提出的。他对此语的进一步阐释是：“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在序言“知变”的论述中，张氏同样指出了“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这是张之洞非常关键的态度，既从学习“西艺”推进到了“西政”，又延续了“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
二、以“政”为要与体用不可分
张之洞既推进又继承了甲午以前的“中体西用”说。在引进西学的内容上他做出了突破，指出“政尤急于艺”；但在引进的形式上，他又沿袭着原来的体用之分。顽固的守旧者和激进的趋新者对张之洞的批评。他们既都反对张氏体用的分裂，却又分享着“政尤急于艺”的观念，由此恰展现了二者的紧张。严复对张之洞“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的批评，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理解：西学可能因体用割裂而失真，中学同样存在着这种可能。简朝亮便从维护中学出发批评张说，在其看来，“西学为用”对原本“道与器合”的“中学”形成了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简氏谓“艺学之名不可不辨”，因为西学败坏了中国人原本对“艺”的理解。
如果将简朝亮这种观点和张之洞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后者其实也分享着“政尤急于艺”的基本认知——只是张之洞说的是“西政”，而简朝亮的是“中政”。他们都想要超越“洋务运动”时期对“西艺”的片面仿效，可以说是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张之洞是进一步转向“西政”，但在此过程中对“西政”有所取舍，而蕴涵着其在体、用之间的分裂；简朝亮则退一步保守中学的完整性，通过诠释一个“即体即用”的“政”而批判对体、用的分割。
三、超越新旧之分的“政尤急于艺”
张之洞以“政”为要的观点能和守旧者分享，但也并不排斥趋新。它可以“西政为要”，甚至是激进的趋新者号召从学习西学之“末”进至其“本”的关键思想动因。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的《劝学篇书后》等篇中对张之洞及“中体西用”说做出回应。和简朝亮类似，他们也从本体、末用不可分的角度对张氏提出批评，“本末者，事之始终也。指一事之全体而言，谓其有是本，因而有是末也，非指二事之散者而言，谓其本在此，其末在彼也”，因此“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然而，何、胡的重点在西学上，“泰西之学之有是末也，由其有是本也……富强非末也，借曰末矣，亦必其先有是本然后乃有是末也”。由此自然推导出要学习西方之富强，则必由其本。
何启、胡礼垣所强调的“本”有具体指向，其实正是张之洞所忌讳的民权之说。他们一开始本只准备对《正权》篇进行驳辩，后来才铺衍成通编《劝学篇书后》。在何启、胡礼垣看来，“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而一其心者也”，“外国之势之所以雄者，以四五千 万人合为一人；中国之势之所以弱者，以四万万人散为一人也”。中西强弱的根本差别，在于民权上。何启、胡礼垣的看法很能反映甲午戊戌以降趋新者的基本观念。
四、“艺”重于“政”的反例
各方共享“政尤急于艺”，其背景是甲午后中国人对“政”的日益关注。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近代还存在着另一种“物质的兴起”取向，反而强调“艺”的重要性甲午后的邓实就注意到了“西与西、新与新之争政、艺也，咻之于道中而两歧”的现象，其创办《政艺通报》，即有应对于此之意，可见“争政、艺”是一个引起时人关注的问题。无独有偶，光绪二十六年《亚泉杂志序》中杜亚泉对《劝学篇》的批评，也展现了相似的取向。他对张之洞等人认同的“政重于艺”提出了反对。杜亚泉指出了张之洞“西政为上”的观点，却来自“政重于艺”这一“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具有传统的思想渊源。而他自己则有意提出不同的看法。杜氏从“艺术”（按，此非ａｒｔ，乃“艺”与“术”，近于今“科技”之意）与“政治”的关系上进行探讨，谓“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不能发现”，又谓“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政治学之所谓进步，皆借艺术以成之”。
五、政教离合与“西政”的引进
正如“政重于艺，亦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所提示的，在传统的认知中，“政”和“艺”的地位不同。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政”不仅可以是“用”，还可以和“教”一样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体”。辜鸿铭对张之洞的批评，就值得特别注意。辜氏相关的评述基本阐发于张氏殁后，虽然和《劝学篇》的著作时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但也略有盖棺定论之意。尤其特殊的是，辜氏不仅学术上兼通中西，更是当时为数不多同时面向中、西文读者写作的人，具有难得的跨文化眼光。
辜鸿铭对张之洞的看法特别注重政、教关系问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辜氏对张氏的基本定位是“保名教”的“儒臣”。他把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追溯到中法战争的影响。由于清流党遭到失败，“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乃舍“忠信笃敬”而言“大舰巨炮”。但对于张之洞这种仿效西法的态度，“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张之洞之作《劝学篇》，乃“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不管是其前之“效西法”，还是其后作《劝学篇》以“绝康梁”，辜鸿铭认为张之洞的根本宗旨都在于“保名教”上，“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而这种儒臣定位，与被视为“大臣”的曾国藩形成对比。
总之，借助简朝亮、何启、胡礼垣、杜亚泉的比较，可以看到溯自中道、西器之别的“中体西用”之说尚能处理“教”和“艺”范畴上的中西学关系，但在“政”介入后则开始捉襟见肘，由此造成了张之洞关于“西政”的分裂态度。而借助辜鸿铭的视角，则将我们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层次。当甲午以前大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还在器物层面时，中西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崇道义，洋人尚机数”的区别；而当甲午以后越来越多人对西方进至制度层面的认识，人们便开始注意到中西在政教关系上的异同问题。
文章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