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洋，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八百壮士”历史记忆80余年来经久不衰。笔者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为何能够流传至今，成为国之记忆？“八百壮士”历史记忆在建构与传播历程中有哪些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记忆之源：四行仓库战斗
在1937年的淞沪大战中，谢晋元受命率领第88师一个加强营，据守四行仓库，成为北岸仅存的国民党军阵地。根据时任师长孙元良的回忆，蒋介石起初是要求88师的剩余部队都留在闸北坚守，但是孙元良最终只留一个团来固守四行仓库。谢晋元所率领的所谓一个团，实仅有兵力约400人。谢晋元为迷惑敌人，对外宣布有800人留守。“八百”之说，由此而来。
四行一战，规模很小，前后持续5天。战斗过程，并不复杂。战后国民党军方编纂的《抗日战史》中记录：“余约一营之众（约八百人）由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据守四行仓库继续阻敌前进。日暮，敌纵火向该仓库猛攻，我守兵在烈焰中高据楼房抵抗。因此，我青天白日国旗仍飘扬在该库上空，孤军奋战至三十日，因英军友谊劝导，始退入租界。”对于四行仓库战斗，日军战史资料也留下了一些零星记载。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于上海租界中殒命，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悼念。“八百壮士”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化，渐渐进入大后方民众的脑海中。
二、“八百壮士”英雄事迹在战时广为传播
为鼓舞抗战士气，国民政府通过中宣部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大力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报纸杂志、图书册子、电影、歌曲等多种媒介也对“八百壮士”的事迹进行了广泛传播，与官方纪念活动形成良好互动，作用甚大。
（一）报刊、图书、电影等大众媒介的宣传
民众对“八百壮士”的了解，最初基本都是借助于报刊媒介。最早是《申报》1937年10月29日的一篇通讯稿使用了“八百壮士”的称谓。次日，《申报》又有专题文章颂扬“八百壮士”的事迹。此后，“八百壮士”的称谓逐渐流传。此外，《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大报均在这一时间段对“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密集宣传。《中华》（上海）《抗日画报》等杂志，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让更多读者认识了“八百壮士”。
图书类出版物，进一步塑造了“八百壮士”的英雄形象。时事研究社便出版了《震动世界的八百壮士》一书，救亡出版社则编纂了《八百英雄抗敌记》。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纂了《八百壮士》，将其列为非常时期民众丛书的一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编纂了同名图书，作为政治教育中的教材，而且是注音符号版。此外，《抗日的模范军人》《御寇别鲁初编》等图书，也有对“八百壮士”事迹的记载。报纸、期刊、图书等纸质媒介，在战时对“八百壮士”英雄事迹的建构与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电影这种视听媒介，与传统印刷媒介相比，传播效果更强，更容易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1938年，同名电影《八百壮士》上映。电影的生产方是中国电影制片厂，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军方的宣教机构。随着电影在武汉、重庆、香港等地上映，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八百壮士”。《八百壮士》在香港上映后，新世界影院、东乐影院等均连续多天排映此片。此后，这部电影持续在港各大电影院放映了5个月之久。该电影日后在法国、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上映，受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
当时大后方的电影市场，毕竟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专门组织了十个电影放映队，展开流动电影放映，重点向大后方的县城与农村地区的民众放映露天电影。《八百壮士》为代表的抗战电影，就是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八百壮士”成为唤醒大后方一般军民抗战精神的典型事例。
当时的一些同名歌曲、话剧、木刻、广播等媒介，也在用各自的形式讲述“八百壮士”的故事。文字、声音、影像，成为“八百壮士”记忆在战时传播的三大载体。
（二）国民政府的高规格纪念
对于“八百壮士”的情况，蒋介石实际上是一直有所关注的。蒋也明白，“八百壮士”的战斗，其实是无谓的牺牲。因此，1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八百壮士”所有成员军衔晋升一级。同时国民政府授予谢晋元、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以示嘉勉。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殒命租界。谢之死，让“八百壮士”的记忆在政治的介入下，迅速进入党政军各界人士的生活。以国之名义进行的纪念活动，以谢晋元入祀忠烈祠而达到高潮。1943年1月，谢晋元连同其他37位军官一起，进入首都忠烈祠，同时入全国各省忠烈祠。谢晋元是这批人物中唯一的团级干部，而且还是牺牲后追赠的少将，可见谢之特殊性以及国民政府对他的重视。1944年，宋美龄还于重庆专门接见了谢晋元夫人。这一系列活动，最终使得谢晋元与“八百壮士”的事迹成为战时国家抗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应运而生，是偶然也是必然。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普通士兵们，大多未能在青史中留下姓名。从某种程度而言，“八百壮士”就是那些无名英雄们的“代言人”。
三、英雄长存：战后“八百壮士”历史记忆之再传播
抗战结束后，为了褒扬谢晋元及“八百壮士”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精神，上海市政府将四行仓库西侧的满洲路命名为晋元路，原胶州路营房附近的模范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1945年10月，正言出版社出版了《谢晋元日记钞》。这部日记的出版，拉近了这位英雄与民众的距离。
1946年8月，张文元编纂了一本《四行孤军纪念特辑》，几位当年的亲历者追忆了当时的情景。1947年10月，淞沪会战10周年纪念日，三青团上海市团部主持召开了谢晋元墓地纪念仪式，谢晋元夫人在墓前致词。这一年，谢晋元被正式写入国史。“八百壮士”还被写入了商务印书馆颁行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中国抗战史》《中国抗战史话》等当时的抗战史作品，对于“八百壮士”给予了相当篇幅的介绍。
改革开放后，谢晋元等人的事迹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谢晋元的遗孀撰写了《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一文，收录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3年，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葬到万国公墓的“名人墓区”。次年，《人民日报》刊载《谢晋元和八百抗日壮士》一文。2005年，胡锦涛将“八百壮士”与“狼牙山五壮士”等称为抗日英雄群体的代表。10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沿用了这样的称谓。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首批抗日英烈和英雄集体名单中，谢晋元与“八百壮士”位列其中。
1951年，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手书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浅释》，追忆了一批先烈的英勇事迹，谢晋元包含其中。两蒋时代台湾当局比较重视抗日战争史研究。军方主持编纂了不少战史著作，凡是提及淞沪会战的，几乎都不能回避“八百壮士”。在这样的背景下，“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得以被一直传承。
四、结语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八百壮士”，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介对相关事迹进行的报道，使得事迹广为流传。之后，各类媒介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传播矩阵，这是“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在战时被得以保存传承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背景下，需要塑造英雄，因此，作为典型事例，谢晋元与“八百壮士”被选中，成了官方和民间所共同建构起的英雄。三部同名电影，在1937年、1975年、2020年遥相呼应，折射出“八百壮士”这份记忆的珍贵。
“八百壮士”的历史记忆，充满了英雄色彩和民族主义气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英雄记忆；在和平年代，中华民族仍需要这样的英雄记忆。进入传播阶段的“八百壮士”，已经被符号化，并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深入人心。民众所记住的、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
文章摘自《天中学刊》2022年第5期，原文约8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