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史学刊物，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论文写作和发表格式，各种刊物在学术规范方面自行其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时，尽管是横排出版，对脚注规范并不措意。语言学和考古学学者看起来更早接受脚注使用规范，因为语言学和考古学乃是域外输入的新学问。而史学因为历史悠久，反而接受脚注传统更缓慢。到30年代越来越多有海外游学经验的年轻学者使用脚注规范。日本学者虽然早在19世纪末在欧美发表论著时已经接受当时流行的脚注，但在日本本土仍然因为使用直排印刷的缘故并未普遍接受脚注，也是到30年代才逐渐改变。而脚注作为外来语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逐渐进入各种英华或华英辞典之中。
现代脚注传统之演进：《史语所集刊》及其时代 《史语所集刊》第一篇使用脚注的文章，是十月革命后长期旅居中国的俄国学者史禄国的（(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载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5月出版。该文第一个脚注提示了文章的材料来源于他1928年去云南东南部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第二个脚注提示了当地人的语音标注形式，引用了法国传教士田德能（(Alfred Liétard, 1872-1912)）和邓明德（Paul Vial, 1855-1917）所著研究云南的法文二手文献，注出了页码，也对他直接引用的法文原文进行了辨析。这是标准的现代史学脚注形式，让读者了解他进行学术对话的对象。
《史语所集刊》上真正第一个使用现代脚注规范的文章是王静如在第二本第二分上发表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第171—184页），全文一共12个脚注，脚注连续编号，主要是为正文中以中文提及的二手研究文献提供原文，引用文献有作者、论著或文章名，出版年代，但无出版地和具体页码。和王静如文章可以放在一起考察的是同一份紧接着的高本汉著、王静如译《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第185—204页）一文，该文的脚注大都是王静如的中译者注，为帮助读者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作者原注很少，只有第95页注7为原注，云《切韵》将山、删分为二韵，后者或是长一点，－am；但对于此种说法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明，所以都写成－an了。一共14个脚注，都是王静如根据自己的理解提供了一些反证，与高本汉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的讲义。
《燕京学报》创刊比《史语所集刊》更早，第一期于1927年6月出版，当时编辑委员包括主任容庚，委员许地山、冯友兰等人，大多数编委都有海外游学特别是留学美国的经历。第一期上张荫麟译翟林奈研究敦煌本《秦妇吟》一文是唯一使用脚注的文章，这篇是译文，显然在格式上依照了英文原文。不过，燕京学报上第一篇中国学者使用脚注的文章却是许地山所著《道家思想与道教》一文，载《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出版，当时他也是编辑委员。许先生此文非常规范，首先是绪论，然后按小节分为（一）原始的道教思想；（二）道教思想底形成。结论部分并没有提示是结论，只是空一格再开始新的一节。尽管他文章中引用的《道德经》《庄子》等均以夹注形式出现，仅提供篇名，但他在绪论中就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黎弗卡匿（J. H. Rivett-Carnac）的论文，提供了详细引用信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已经开始比较规范，当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待学术规范的态度不一样，实践方式也不一样。现代社会科学似乎更为规范，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陈达1934年刊出的《人口问题》采用横排，乃是非常规范的现代学术著作，有脚注，英文作者、论文有期刊出处。序也非常规范，系全书导论和铭谢合一，不仅提示了全书主旨、理论依据和方法论，还提示了全书的读者对象，以及成书过程，最后详细列出了致谢名单，以及部分章节先前刊发的刊物，这完全是现代学术论著的规范格式。
现代脚注传统之演进：从中国到东洋 王国维、陈垣等人虽然没有留学欧美，但和东洋学者联系较多。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脱亚入欧运动，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日本学界。日本史学逐渐开始脱离出传统学问变成独立的现代学科，这主要体现在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期刊的创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所举出的例子包括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佛教，内藤虎次郎之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古石器，他说这些人在这些领域“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而外国人对于中国之研究，他举了伯希和等人。
日本史学会从成立一开始即决定出版学会机关刊物《史学会杂志》，但该刊的启事只列出对稿件内容方面的要求，却没有关于文章体例和格式方面的说明。对怎么写文章，要遵守什么规范、格式，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也许它认为因为投稿者限于史学会会员，而这些会员不需要知道如何撰文。当时日本史学会的会员来源也十分广泛，并不限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业学者，也有很多爱好者、古物收集者、旧书店掌柜等等，只是这些人逐渐接受现代史学规范。19世纪出版的十几号刊物都是文中用括号附注，没有标明页码，没有文献的版本信息。不过，曾旅居海外游学欧美的日本学者有所不同，如果他们在欧美发表论著，通常会遵守欧美学术规范，一些在欧洲游学的日本佛教学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版英文论著时均使用了当时欧洲通行的脚注形式，如高楠顺次郎1896年在欧洲汉学期刊《通报》发表的论文，在欧洲出版论著的南条文雄也一样使用了较为规范的学术格式。
日本学界的脚注传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开始出现，但仍未取得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一个从尾注到脚注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一些有着游学欧洲的日本学者回国发表论著，但也仍然只是使用尾注，而非欧美通行脚注，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日本书籍是直排的缘故，尾注远比“直排脚注”在技术上容易掌握。不过，年轻一代学者慢慢开始使用脚注，如曾游学欧洲的内藤湖南弟子玉井是博已经习惯使用脚注，桑原陟藏《蒲寿庚考》也使用了脚注。1922年7月滨田耕作在东京和大阪大镫阁出版的《通论考古学》第三章在谈到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引用了法国学者摩尔根提到埃及考古学的泰斗Flinders Petrie批评当时学者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相背离，其实考古学和这两者研究学问的关系都很深，是自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引用了摩尔根的话，最后用了注释，属于引用原文加的文中夹注，但以直排的形式直接印上了法文，不过没有提供详细的出版信息，也没有将西文书名用斜体排印。第30页讨论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时，引用了小金井良精（1859—1944）在《东京人类学杂志》第六卷上所发表的《有关日本石器时代的住民》一文，用括号标出作为文献来源。
不少研究近代东亚史的学者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进入东亚的过程，特别注意新思想与新名词之关系，相当多的研究集中在晚清翻译西学作品时新名词的出现。如果只是说到注释，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学者在中文论著中似乎脚注、注脚不分，经常混用。胡礼恒编《梨园娱老集》“是集合中外古今宗教、名教、治术、学术一炉而治之，归宿于哲学，以为至治大同之根据”的大书，而第一册《乐府新声第一册破专制》中提到所谓“注脚”，其“则天徐策”第三首注，“凡作注者，俱在句下，故曰注脚”。这里说的注脚实际上就是句子下面的注释，并非西文所谓“脚注”，西文脚注，特别是英文脚注，乃是footnote之直译。
文章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