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鑫、陈岩，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摘要】反特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是意识形态传播与电影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侦探片与间谍片的变种。在“十七年”电影中，以“抓特务”为核心情节的反特片创造性地结合多种题材，如少数民族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社会建设题材等，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十七年”反特片对城市空间的建构映射了城市从灰暗向明亮、消费向生产、个体向公共的转变，使之有效参与了“社会主义新城”的影像建构。“十七年”城市电影的叙述内容较为单一，但现代性仍然在不少作品中得到展现并体现出暧昧性、分裂性的特征。
一、反特片的城市书写
类型片的三大要素为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与图解式的视觉形象。作为“十七年”间常见的一类电影，反特片的创作实践恰好与这三大要素的要求不谋而合。从情节来看，它巧于设置悬念，具备独特的情节张力。从人物塑造来看，公安与特务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定型化脸谱化的人物设定十分明显。从造型特征来看，营造出反特片独特的视觉美感。
反特片是已有类型相互嫁接的产物。“在我方内部抓特务”和“打入敌方内部实现与我方的里应外合”是反特片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我方内部抓特务”模式是侦探片的变种。“打入敌方内部”模式则是间谍片的变种，具有惊险的特征。
既然反特片是对侦探片与间谍片的继承，那么它便无法摆脱两者一直秉承的城市叙事的传统。侦探片根植于城市是对侦探小说相关经验的继承，而后者诞生的背景正是19世纪欧洲的现代转向。尽管反特片给人物贴上了政治标签，然而叙事的逻辑与结构并不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间谍片的背景往往是现代国家之间的角力，城市自然是无可取代的环境。
城市这个环境在反特片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是反特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城市是叙事的重心，将城市设置为主要场景空间，与反特片的情节内容形成了对照。为了表现抓捕特务的艰难与复杂，公安人员在城市里四处奔走，加上镜头对城市空间各个角落的展示，有效营造了惊险之感，让情节和故事变得紧张刺激。
第二，城市构建“迷影文化”。在“十七年”电影中，革命战争题材是主流，反特片自然要融入这个主流。不过，由于类型与风格需要，创作者还是在这一类型中加入了众多主流话语之外的元素，形成独特的迷影文化，为观众带来了些许观看上的乐趣，这些元素——包括凶杀、凶手显影、灯红酒绿、集妩媚与凶险于一身的女特务等等在对城市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第三，反特片继承并改造了侦探片与间谍片两大类型片，当然难以褪去其中的城市基因，正因如此反特片才凸显了强大的娱乐性，造就出独特的迷影文化。那么，“十七年”反特片中是如何想象城市的？这种想象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它如何反映了人们对城市的印象？这种想象背后的文化表征又是怎样的？反特片中的现代性与早期城市电影中的现代性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二、城市想象的现实勾连
文化语境的变迁让“十七年”时期城市题材电影的创作遭遇瓶颈。一方面，产量锐减。另一方面，不少城市电影加入了喜剧、社会主义建设等元素，城市本身的魅力被遮蔽。不过，这些数量不多的城市影片，其实现了对城市变迁的艺术性记录，在反特片中这种功能也有所体现。反特片中公安抓捕乃至改造特务的内容设定，映射了工农群众对城市进行改造的现实，体现出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
城市是“十七年”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场域，它承担了“保卫革命果实”的堡垒任务，尽管在文艺中并不被大量书写，却有着独特的话语力量。
在面对城市这一问题时，新社会总体上是缺乏经验的。城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成为巩固革命成果的堡垒。于是，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成为急迫的需求。“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是针对城市问题的第一个举措。
为了建构和谐的城乡关系，新政权制定了“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的举措，这是共和国初期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举措。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官方宣称城市已全面完成改造，变成社会主义城市、人民的城市，文艺作品“社会主义城市”之想象不能离开这一社会背景。电影基于现实再现了城市，并引导了工农群众对城市的想象。
与同时期涉及城市题材的其他电影作品相比，反特片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反特片中城市空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影片中的特务意欲破坏城市，茫茫人海中的特务代表着一种存在却不容易被发现的敌对力量，体现了新时代人民的焦虑。而公安与特务的对抗，映射的是城市改造过程中新旧力量之间的较量，身体的搏斗将这一过程具象化。
反特片表现了国家百废待兴、外敌环伺的处境，工农群众一边进行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边又面临着各种落后势力袭扰。改造城市使之加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是必要的。电影中公安逮捕改造特务即是对城市改造的具象化书写。笔者将这种改造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本身的警惕。公安与军人一开始便对城市保持不信任的态度。《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解放军力图排除散布在城市中的所有威胁。为什么要对城市保持警惕？电影给出的答案是，城市暗含着阶级仇恨，农民和工人兄弟组成的解放军战士在旧社会是被城市压榨剥削的对象，对城市处于一种提防的状态。
第二，对城市的治理。特务往往藏匿在城市空间的边缘，象征着城市治理中的空白。城市治理的强化，在反特片中最直观地体现为叙事空间的变化。这一变化以火车站、商场等城市中心地带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实际上表现了人民政权强化城市治理、实现对更多地带的控制的过程。
第三，对城市主体的教育。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处在一种与公安博弈的复杂状态中。市民一面积极配合改造，一面又因为自身过去的身份而慌乱。普通市民拥有自己的立场，不时与工农群众产生小范围的摩擦，不过在教育之下，他们最终认识到时势的紧迫而站在工农群众一边。
伴随着反特片的叙事进程，特务被改造，城市恢复了安宁，人民政权对城市的改造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要成果：
首先，风格的改造：从灰暗到明亮。《寂静的山林》中，城市表现出灰暗化、奢靡化的风格。而片尾群众洋溢着欢笑，影片的音乐变得奋进。从灰暗到明亮的风格改造，寓意城市成为清除了落后势力的青春之城与拥有崭新面貌的“社会主义城市”。
其次，功能的改造：从消费到生产。在反特片的叙事中，作为“消费”力量的特务逐步被逮捕和整治，作为“生产”力量的公安与群众逐步占据主导，城市恢复了生产的秩序。
最后，话语的改造：从个体到公共。作为物质生产与观念更迭剩余物的城市，培养了具有个体精神的市民阶层。城市空间被市民看成其日常生活的延伸，供其消费、娱乐、休闲。他们的这些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观念，与革命话语相抵触。在城市改造中，个体精神是重点被改造的对象，此举旨在再造市民阶层，将之转化为生产力量。
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革命乐队在街头歌唱，预示着城市空间已转变为政治生活的公共场所。逮捕特务的行动更在每一个市民的家内继续延伸，这一延伸象征着市民的个人居所也成为进行改造活动的空间。
反特片中，城市改为“社会主义城市”，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堡垒和物质生产中心。“十七年”反特片中的城市空间是现实的缩影，银幕上城市空间中的争斗隐喻着当时的城市改造进程。在对特务的逮捕与改造中，反特片完成了对人民城市形象的建构。
三、城市想象的暧昧现代性
城市是现代思想的萌芽之地，众多现代思想都不可避免地与城市存在着复杂的纠葛。现代性作为现代人的共有情绪，普遍存在于文艺作品中，在展现了城市想象的“十七年”反特片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这一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展示了非常鲜明的现代性，上海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在“十七年”时期，由于城市被改造，现代性似乎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状态。不过，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十七年”在现当代历史中的位置。从这一时期电影对城市的想象来看，它们实则一直承续着现代以来中国电影中形成的意识形态与叙事立场。
在影片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公安与特务形成了某种互动。反特片中特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脸谱化倾向。不过，也正是特务的“堕落”生活，为“十七年”电影在表现人物形象上提供了更多可能。影片可以在反派形象上，挖掘更多艺术表达的空间。
不过，问题或许还需要深入。影片对特务的呈现其实还包括了对隐藏在城市中的物质性元素的呈现。它通过对特务的奢靡消费、运用“糖衣炮弹”笼络人心等场景的展现，点明了城市的物质享受、腐败堕落的一面。物欲横流的城市体现了当时工农群众对物质的想象。
依托于反特片的“二元”结构，对物质的批判是影片的重要主题之一。然而，银幕上的城市尽管被批判了，但潜藏于人们心中的城市却未受影响，而这正是反特片叙事的悖反性与暧昧性的体现。
公安正面人物，在塑造上同样极具辨识度。我们常常认为，正面人物是扁平化的典型，甚至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城市里的风光与物质却正是在公安的查案中逐步浮现的，主创者或者通过各种对话镜头，营造出侦探在打量城市的“错觉”。
在《羊城暗哨》中公安假扮为特务，街上欲与特务完成接头。在对城市的游览中，他必须通过移情、联想去推断特务的所在。这种不断将自己化身为城市中一份子的想法，实际体现了其“城市漫游者”的本质。现代性的分裂性在公安的城市漫游中展露无遗。
长久以来，尽管中国电影中对于城乡的态度、视角和立场大都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往往殊途同归地完成了城乡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表达。这不仅暗相呼应了西方文艺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同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一脉相承。
反特片叙事结构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特务侵扰—公安临危受命—公安在城市中展开调查—公安找到特务的关键线索—公安假扮为特务与敌人接头—公安经过特务的考验—公安和群众一起将特务抓捕，这一结构的形成是新社会叙事的现实需要。“十七年”反特片在鲜明的政治属性之外，仍然保留了这一类型片城市叙事的传统。其在对待城市上表现出了警惕城市、治理城市与教育城市主体的态度，体现了城市在社会主义语境下进行风格改造、功能改造和话语改造的过程。影片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城市”形象的建构。
我们在通常意义上会认为，“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对于现代性的想象处于隔绝与割裂的状态，其模式化的叙事情节提醒研究者：话语无处不在。研究这一时期的电影，往往“初极狭，才通人”，在“复行数十步”后找到其叙事中的裂隙，那隐藏于狭口之后的“桃花源”——潜影与暧昧的现代性——才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大概正是艺术人文研究的魅力。
文章摘自《城市学刊》2022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