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在中国历史领域，最受“图史”类写作青睐的可能是五四运动，它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被为数众多的图像尤其是摄影照片所见证。这些摄影大多以图像形式存在于报刊杂志中，自1919年以来历经翻拍、转印，辗转流传。与此同时，“五四”图像的使用情况也颇为混乱，一些似是而非的照片被附会、挪用到“五四”。对这些照片的清理和辨析不仅有助于还原“五四”的历史情境，也有助于理解发生在“五四”之后的另一段五四运动史。
“五四”的天安门摄影 较早误认、误用“五四”照片的一位，是五四运动发起人罗家伦。罗家伦在1967年发表的《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里，曾谈到他所看到的一批“五四”照片，该文配有7张照片，按罗家伦的说法，除“军警包围北京大学逮捕学生”（2张）外，余下均为“当日”实况。然而这张照片拍摄的却是1919年1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非1919年5月4日的集会游行。1922年由班鹏志编辑、出版的《接收青岛纪念写真》里，《北京之国民大会》照片一度被认为出自班鹏志之手。但至少有一张能确切知道拍摄者并非班鹏志，这张照片在《接收青岛纪念写真》中名为“主张抵制日本的学生”，它的拍摄者是著名社会学家甘博。
在所有据称为“五四”当日天安门集会的历史影像中，《游街行列在天安门前的光景》是目前看来最真实可信的一张照片。它在1921年已被指认为“五四”现场，距“五四”不远；刊印照片的《“北大生活”写真集》又是由北京大学北大生活社编辑、发行，其时亲历者尚众，应该不至出错。这张照片流传较广。1959年第5期《文物》杂志刊载的《介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张图片》一文专门介绍了这张照片。2009年的《五四运动画传》也用它来说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但有趣的是，这张最真实的“五四”天安门照片又不是很受欢迎。为数众多的五四运动书刊、图集对它都有些嫌弃，原因大约有两点：一是《游街行列在天安门前的光景》没有清晰的图像版本流传，在出版物上辗转刊印的图片都模糊不清，转印的结果也只会越来越糟；二是所摄景象、人物的识别度不高，天安门仅有一半，反倒是长安街的地面占了小半个画面，看起来不够“典型”，甚至有些漫不经心。相反，那些完整展示出“五四”游行现场标志物天安门的照片更符合人们的想象。在有可替代物的情况下—即便是可疑的替代物—自然就把它弃之不用了。
可以看出，公众的理解和期待在照片解读和使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照片。不过，即如前文所述，《“北大生活”写真集》中刊登的《游街行列在天安门前的光景》是已知“五四”当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照片中唯一可信的一件。它的真实性足以弥补它的一切不足。
“北大同学”的游街路 “五四”当日的学生活动，大半时间是在游行路上，当事人多称作“游街”。在众多被归入“五四”摄影的照片里，有一张拍摄游行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的场景。一队学生高举五色旗和写有“国立北京大学”的横幅向前行进，侧后方是北大红楼。最晚在1950年代，这张照片的内容就被指认为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较早做出这一认定的是由“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编辑出版的《五四运动（画册）》（1959），该书刊印这张照片时附加了这样一段文字说明：“北京学生奋起反抗—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队伍浩浩荡荡从红楼向天安门前进”。
此后，这张获得“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画册编辑小组”认证的照片就一直被视为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游行的历史证据，出现在各类或专业或普及的出版物中。如《五四运动史》（1984）说它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对这张照片的解释是“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并用它佐证“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不过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11月17日，在“五四”发生一年半以后。
“五四”当日游行过程的可信照片数量远多于天安门集会。其中公开发表较早的一张刊登在1919年6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名为《学生游行示威》，拍摄游行队伍在两面五色旗带领下阔步前行。照片中的游行地点众说纷纭。一说“图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又有一说，照片拍摄的是“从天安门广场向东行进”。但当时游行队伍离开天安门后是往南出中华门再转向东交民巷，不是向东。更深入人心的解释是认为该照片拍摄了“北京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汇集”“为北京大学学生向天安门进发”。在1919年的北京大学到天安门之间，没有如照片中这般宽阔平坦的道路，照片显示出的拍摄时间也与北大同学前往天安门的中午1时许不符。
詹布鲁恩的“五四”摄影：标语与拍摄地点 20世纪广为流传的“五四”摄影都没有“作者”，刊登照片的众多出版物完全不关心拍摄者是谁。到21世纪，情况发生了些许改变，更多的“五四”摄影被发现，而且有明确的拍摄者信息。在201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的4张“五四”照片得到公布。其中两张见于《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2016）一书。2019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的《五四现场》展览上放大、影印了这4张照片，把它们作为“五四”当日游行的视觉证据复制到展墙上。
詹布鲁恩拍摄的照片为“五四”游行情形提供了新材料和新信息。第一个新信息见于游行小旗上的标语。周策纵将当日游行的标语、口号分为两类25种。从詹布鲁恩拍摄的4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五四”当日游行的口号可谓五花八门，远不止25之数。仅在这几张照片中出现而周策纵书中未载的有：“青岛是中国的”“青岛失，中国亦亡”“汝愿做亡国奴么”等。詹布鲁恩摄影提供的第二个新信息，是为游行路线和游行途经地点提供了新的视觉参照。
历史与摄影 在历史写作中，使用“五四”摄影大约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历史的证据。摄影的再现性和纪实性使照片获得认可，可以成为证据，为历史提供证明：它曾经发生，确实发生，发生在彼时彼地。历史书籍使用历史照片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照片作为历史叙述真实性的证明。二是提供现场感，让阅读更生动愉悦。文字书写要让读者感受到身临其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摄影轻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摄影，读者能够近距离感受历史，历史叙事也在摄影图像的帮助下变得直观和生动。在这两种情况下，摄影图像都是作为历史叙述的附庸，其意义来自文字叙述，从属于文字叙述。无论刊用何种图像，都没有明显影响到写作本身的可信度。也就是说，不可靠的照片似乎也成功证明了五四运动的真实性，为“五四”书写提供了不在现场的现场感。
当非“五四”摄影被认可为“五四”摄影之后，它们附会的功效与真实可信的照片一般无二。反过来，即便从相关历史书写或书刊中剔除这些非“五四”摄影，似乎也不影响相应历史叙述的有效性。能够发生这种情况，大约出于两点原因：一，照片只是历史著述的附庸或点缀，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二，非“五四”摄影之所以能够变成“五四摄影”，正是因为 它们与既有的历史认知相吻合，它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强化已有的历史知识。当下的历史认知为解读过去时空中产生的照片设定了理解框架，大量作者不明、内容含混的摄影作品又为人们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只需“按图索骥”，就可以将符合今人对于五四运动认知的非“五四”照片附会和挪用到“五四”名下。
文章摘自《美术研究》2022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