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从新运主旨、提倡国货及“革心变俗”出发，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取缔奇装异服办法》,作为全国妇女的服饰标准。上海市政府随即发布布告，取缔奇装异服，要求男女服料尽量采用国货。在禁令推行过程中，上海市政府以强调“提倡国货”为重点，而不盲目反对“摩登”,推行手段也更为温和。在一片“破坏摩登”的声浪中，市政府基于地方特色、政府定位和处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考虑，将一场即将爆发于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功化解，创造出禁令执行中的上海特色；同时，对于“摩登”特质进行了解构与重组，进而促成“上海”与“摩登”的连接与重叠。
一、“破坏摩登”:取缔“奇装异服”禁令的出台
在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依照蒋介石的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及一些省市政府曾以强制方式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触及女性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以政治行为介入民众日常。
自开埠以来，上海从寂寂无名的小渔村，发展成为远东闻名的“魔都”，“摩登”逐渐成为上海的一种标识。摩登，《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式样时兴的；时髦。”新生活运动中，取缔“奇装异服”禁令的出台和实行，将政令置于“摩登”的对立面。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如何化解其中的冲突与对立？如何将“摩登”与“奇装异服”进行割裂，并进一步建构了“摩登”现代性、上海化的特质？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新生活运动时期，服制被纳入整个新生活运动体系中。1934年6月6日，江西省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首先拟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提倡节约，使用国货，将“奇装异服”这一中性词赋以明显的性别含义。此后，国民政府各项取缔奇装异服的政令大多是针对女性。
国民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取缔奇装异服的条例，已经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个人生活领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政府不惜动用国家行政资源，甘冒“干涉个人自由”的风险，制定并实施禁令呢？
第一，摩登女性服饰趋向欧化，颠覆传统，无法契合新生活运动主旨。在社会风气方面，摩登服饰为世人所指摘的主要有两点：（1）奢侈；（2）标奇立异，尽显女性曲线美。摩登服饰违反新运“简单朴素”的原则，无法契合一再重申的传统四德，因此，在运动之初就有人撰文指出：“新生活运动尤应让诸优闻生活中的摩登太太小姐们来先行”，由“摩登层来当先锋”。政府取缔摩登、奇装异服的禁令随后出台。
第二，部分摩登女性竞尚摩登，以用舶来品为荣，违背国货运动原则。纵观国货思潮及国货运动的发展历程，它实际上包括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一，抵制外货；其二，提倡国货。新生活运动后，各团体抓住各种时机打击奇装异服的势头，推广国货。然而，崇尚摩登、购用外货毕竟违背了国货运动的原则，政府对摩登进行干预也是必然的。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借对于摩登的禁令，“革心变俗”，为集权统治奠定基础。对此，杨永泰指出，中国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俗之颓败，因此，“革心变俗，是完成革命改革政治之最大前提”。破坏摩登正是从外形训练入手，促进内心变化的最佳例证；政府三令五申，层层推行也正是因为取缔奇装异服是革心变俗“最速收效之方法”。
二、“摩登无罪”:禁令中的上海市政府
从服制条例的颁行，到取缔奇装异服法令的发布，南京、北平、太原、济南、重庆、汉口、蚌埠、广州等沿海沿江和内地的大中城市，都先后颁布了相关办法。与上述城市一样，上海市也颁布并不断重申了提倡国货、取缔奇装异服的禁令。其独特之处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以强调“提倡国货”为重点，不盲目反对“摩登”。从禁令的内容来看，上海市政府对于奇装异服最大的不满还是在于其洋气十足，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销路不畅。因此，市政府在政治目标、经济诉求的考量中，将取缔奇装异服的侧重点落脚于振兴实业、国计民生这一方面，也是上海市政府理性而经济的选择。
第二，推行手段更为温和。取缔奇装异服禁令一经提出，山东、四川、广东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较为激烈的推行措施。上海地方的民间团体对于服用国货、取缔奇装异服也是不遗余力。与其他地方政府的激烈手段和上海各工商团体的迫切心情相比，上海市政府的禁令颇有些漫不经心，推行手段也更为温和。首先，没有处罚措施的禁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形同虚设。其次，上海市的“洋化”特质，让“以身作则”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提倡摩登”:禁令推行中的上海特色
上海市政府向来以“民族复兴”和“全国示范”为城市形象的亮点，在这次取缔奇装异服行动中，市政府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甚至不能让地方的民间团体满意。为什么在一片 “破坏摩登”的声浪中，上海市政府要明禁暗驰，独善其身呢？
首先，上海人认为破坏摩登是“开倒车”的行为，结果只会导致社会倒退。在上海，“摩登”获得的支持率无法得到精确的数据，但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众反应，可以看出社会上已经普遍意识到：摩登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从这一点出发，才可以真正理解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和表现。
其次，禁令背后的政府越位令市政府不得不小心从事。一方面，禁令的出台，表明政府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介入人们个人生活领域，将本属于社会软控制的道德问题上升为政府职能范围内的法律问题，这是向来注重法律、自由的上海人无法接受的。另一方面，禁令将取缔的对象假想成所有禁令阅读者，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对立情绪。
最后，国民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市政府必须谨慎执行。国民政府与各阶层民众的主要分歧在于：（1）奇装异服是否有碍风化。（2）是否应该采取强制手段取缔奇装异服。（3）革心变俗，还是变政变俗。
中央政府的政令需要上行下达，切实执行，民众的反应也不能熟视无睹，地方政府究竟应该如何取舍？从资料来看，在这场取缔奇装异服、破坏摩登的运动中，上海市政府与民间已然达成了以下共识：（1）反对奢侈，提倡国货。（2）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市政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不采用激烈手段，一方面会减少来自民间的阻力，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能为禁令的执行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内容上侧重于“国货运动”，将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民族主义情感与中央的行政命令相结合，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指向下，实现民族工商业的振兴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既是权宜之计，也是聪明之举。
四、上海摩登：异化与象征
从“破坏摩登”到“摩登无罪”，上海市政府将一场即将爆发于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功化解，创造出禁令执行中的上海特色。为什么“摩登”可以在上海悠然行走？上海人淡然地说出：摩登就是“现代的”“时代的”，“仅一形容字而已”，“并无所谓好，亦无所谓坏”。摩登在上海如此“平常”，这正是上海的独特之处。
什么是“摩登”？怎样才“摩登”？对当时的上海人来说，摩登就是“趋新”“洋化”，因此，一切新奇、时髦的事物在沪上都受到推崇，一切西化、洋化的事物都被大力效仿。由此，上海摩登逐渐偏离了“modern”的本位，异化的上海摩登蕴涵着两大主题。
其一，洋化。上海洋人、洋货云集，西方的生活方式成为上海人对于“摩登”最现实的理解。在服饰上，唯恐不够欧化，一切以模仿西洋人的装扮为时尚。摩登不仅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也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
其二，创新。创新不仅是海派文化的内核之一，是上海城市现代化过程的巨大推动力，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需要。
新生活运动时期，国民政府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入手，以政治权力介入社会风俗领域，期望革心变俗，实现政治目标。然而，行政力量是否真的能够改变社会风俗？从“破坏摩登”到“摩登无罪”，在上海，“摩登”被赋予“洋化”“创新”的特质，这一被异化的“摩登”很快成为上海都市的象征，并成为引发地方张力的线索。
国民政府以政治权力介入民众生活，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然而，行政力量是否真的能够改变民俗？毋庸置疑，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力量的介入有助于陋俗的革除和良俗的推广；但民俗毕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政治权力的过度干涉或不当运作，有时不仅不会改变民俗，反而会对民俗演变发生消极影响。因此，“随俗而变”“因势利导”才是更加有效的态度和方式。
文章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