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志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关于工作队的角色定位，从“人事”的角度探讨工作队在土改过程中培养新式乡村干部方面的政治功能，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土改初期乡村干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19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全面启动后，各地迅速组建土改工作队并进入乡村，在重组旧有权力结构的同时，还肩负着选拔大量乡村干部的重要职责，以保证土改结束后权力的平稳交接与过渡。然而，土改初期一些工作队对于这一职能定位缺乏认识，他们往往将完成土改视为第一要务。例如，川北区一些工作队则忽视对积极分子的考察与选拔，在工作中包办代替，“开会自己讲，处理事情自己出头”。在西南区，这种工作作风被批评为“裸体跳舞”。
所谓“裸体跳舞”，即工作队出于对当地乡村干部的不信任而采取包办代替的现象。这种不信任首先体现为将原乡村干部撇在一边，选拔新干部时又较为随意，忽视村民的意见。此外，在整理农会、选举、查田地、评产量等方面，均不通过村民大会讨论，而是由工作队直接包办，引起农民的不满，称工作队“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
其次是对新任乡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持怀疑态度，忽视对其能力的培养。一些地方的工作队大权独揽，导致新提拔的乡村干部“有职没有权，当家不做主，有的甚至变成替工作队“敲锣、喊人、召集开会、点灯烧水的‘跑腿差役’”。工作队这种抛开当地积极分子和干部亲自上阵的做法，自然难以实现培养与选拔后者的目的。
工作队之所以包办代替，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北方老区土改因过度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一度造成“过激化”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的不少人被抽调南下并领导新区土改工作，认为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往往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过激化”。对于工作队来说，“包办代替”反而是土改初期部分工作队最为稳妥的做法以及“理性选择”。其次是部分工作队员参加过别区土改，自恃经验丰富，对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并不重视。
然而，作为国家权力的非常规组织，工作队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若不能及时培养新的乡村干部，或者其不能胜任乡村日常工作，必定会导致“土改结束后干部一走，工作就会完全垮台”。土改中的诉苦斗争，适逢其会地成为工作队“生产”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二、“诉苦”与乡村干部的“生产”
“诉苦”是土改运动的中心环节。“诉苦”的功能不仅在于推动土改迅速走向深入，从乡村权力嬗递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工作队发现积极分子并“生产”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依据老区土改的经验，要发动农民起来诉苦，首先需要工作队展开深入细致的工作，“访贤”“访苦”“引苦”，为发现积极分子和培养乡村干部作准备。诉苦斗争的具体做法是“由工作同志深入各户访贫访苦，发现谁受的苦最多，谁最受剥削，谁敢向地主斗争”，并将其作为积极分子的培养对象。因此，土改领导者反复强调发动贫雇农参与诉苦的重要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准备培养领导骨干”。在诉苦斗争中，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很快进入工作队的视野，成为土改的主要依靠力量，一批新式乡村干部人选很快被“生产”出来。
在经历了减租退押运动后，新区的地主经济已经遭到沉重打击。土改开始后，工作队入村发动农民诉苦，但后者起初的积极性并不高，认为地主“现在没有油水了”。不仅如此，因减租退押运动时选拔干部不严格，导致存在一些政治瑕疵的人，使贫雇农起来诉苦存在很大的顾虑，兼因“工作同志作风不好，给贫雇农留下坏的印象”。因此，土改全面开始后，工作队下乡发动农民诉苦之初常常并不如意。
由于政治反对势力散布“变天”谣言，这一时期新区乡村社会依然被“宿命论”和“怕变天”的思想所充斥。针对他们“怕变天”的顾虑，工作队充分介绍国际形势，告知旧政权永远不会卷土重来。随着对政治形势了解的增加，不少农民改变了以前的畏惧心理，大胆起来诉苦，原来的僵持局面逐渐打开。
诉苦在乡村干部培养中的作用，首先是帮助工作队掌握该村干部情况，为接下来的干部轮替准备条件。通过访贤、访苦，作为外地人的工作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旧有乡村干部情况，为重组乡村权力结构创造了前提。其次是发现积极分子，为选拔新式贫雇农乡村干部奠定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必须尽快树立这些新式乡村干部的法理型权威，否则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乡村工作就会随之陷入停滞。因此，工作队必须对这些乡村干部予以实际工作的训练，树立其在乡村的法理型权威，以保证乡村权力从“临时性”和“非常规性”的工作队向“常任制”乡村干部的顺利过渡。
三、从“临时性”向“常规性”权力的过渡：土改过程中的乡村干部培养
事实上，工作队在乡村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它以其“非常规性”的特征与乡村干部的“常规性”权力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保证撤离后乡村工作的稳步推进，工作队需要通过“母鸡带小鸡”的形式培养乡村干部，以保证“非常规性”向“常规性”权力的顺利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要“改朝换代”，更要“改天换地”。所谓“改天换地”，就是彻底摧毁乡村旧有政权组织与权威模式，而代之以经过运动后涌现的新式乡村干部。培养乡村干部就是工作队在土改中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积极分子的临时性身份予以转换，将他们培养为常规性的乡村干部。二是培养乡村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保证工作队撤离后乡村权力的平稳过渡。在培养乡村干部时不仅只是安排其职务，而且要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工作干部只起参谋作用，以便这些新提拔的乡村干部可以迅速独立开展工作。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工作队如何培养这些乡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呢？
重视“开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开会”不仅营造了一种权力演绎兴替的仪式感，而且有效培养发言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开会”也是土改工作队培养乡村干部工作能力和塑造其法理型权威的关键平台。在村民大会上，工作队往往尽力从会议的中心位置淡出，引导乡村干部发言。
在公开场合讲话，是每一个乡村干部必须掌握的一项工作技能，更是工作队树立其威信的重要环节。工作队充分强调在土改过程中尽力从各种会议中淡出，将新培养的乡村干部推上前台。在会议过程中，工作队力图避免出现有损乡村干部威信的言论与行动，提高后者的工作自信心与执行力。通过会议这种特殊的仪式空间，突出乡村干部的地位和权威，是工作队将自身“非常规性”权力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过渡的开端。
工作队通过对积极分子与乡村干部展开工作能力训练，逐渐改变了后者在乡村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土改开始时，他们的积极分子身份并不为村民认可。但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些贫雇农干部迅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从实践层面完成了工作队的“临时性”权力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的转化与过渡。
小结
按照阶级分析思维，贫雇农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自然成为新政权选拔与培养乡村干部的主要对象，这是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理论逻辑；工作队肩负着培养新式乡村干部的重任，在具体土改实践中他们不仅注重乡村干部的数量，尤其强调提高干部的质量，实现权力从工作队向乡村干部的平稳过渡。这又是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实践逻辑。中共在北方老区土改过程在培养乡村干部层面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是该群体生成的历史逻辑。正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内在逻辑。
文章摘自《史林》2022年第5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