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昭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1938年青岛沦陷后，伪政权推行融合儒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妇女政策，在“新女性”中注入旧伦理，着力养成“贤妻良母”。根植于青岛基层社会的传统观念一时成为妇女界主流，知识女性则以五四时期形成的婚姻观相对抗，构成传统“复活”与解放“回归”相互碰撞的舆论氛围。但因其无力解决妇女就业与生活中的现实难题，以及侵略者身份对调动妇女朴素爱国情感的限制，青岛伪政权的妇女工作收效甚微。青岛妇女的境遇及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裹挟摇摆，是当时沦陷区妇女生活的缩影。
回归保守：沦陷时期青岛的妇女政策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7天后，伪治安维持会成立。日伪意图通过恢复儒家道德稳定社会秩序，强调“凡欲强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使妇人修养其道德”，将规训妇女视为重要任务。3月5日，青岛中国妇人会成立。作为执行侵略者妇女政策的重要机构，青岛中国妇人会以“光复整个民族的旧礼教道德为依归”。其实，青岛伪政权推行保守妇女政策并非仅凭政治力量，背后有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支撑。妇人会纲领和活动计划均由日伪高级官员制定，他们是以原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官僚，在国民政府统治青岛后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内心对北洋政府仍有较深认同感。面对数十年来“妇女界识见增高，忽焉觉醒”之势，伪官员表现出深深忧虑，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对抗国民政府提倡的妇女解放，重构伪政权及自身的道义合法性。
伪市长赵琪指出，中国妇女道德以三从四德为主，已证明其优越性，但欧风东渐使部分女性沾染恶气，只有“力图挽救，庶可保持古风”。伪治安维持会常务委员、妇人会顾问陆梦熊极力美化旧道德，重构“家庭正义”。他在妇人会会员精神修养大会上发表《中国妇女之地位及其应守准则》的演讲，批评国民政府在婚姻自由平等原则下，使婚姻法发生极大矛盾。如不承认妾的地位、不阻止离婚，以致丈夫不受法律制裁而逼妻离婚另娶。经过伪政权的持续推动，青岛妇女界的保守风气渐趋浓厚。据时人观察，当地“妇女很少活动，只有逢着新年或节日，可以在街上或公园中看见她们穿着长得拖地的旗袍走过”，平时女工和主妇多是朴素的蓝布衫，20岁左右少女仍有缠足者。
养成贤妻良母 为重塑青岛妇女价值观，养成符合日本侵略者期待的贤妻良母，伪政权以妇人会为中心，紧锣密鼓地推选妇女模范。1938年10月底，青岛伪政权机关报——《青岛新民报》开辟《时代妇女介绍》专栏，很快即推出“贤妻良母”新模范。伪市长赵琪的夫人邹淑芳被首先推出。她是一位典型旧式妇女，仅接受了“家庭教育”，16岁便嫁给赵琪。邹氏孝敬公婆，应付家事有条理，有传统女性的“美德”。几日后，邹淑芳好友、伪维持会委员李德顺之妻马洁宜当选为第二位妇女模范。她的生活更为“优雅奢侈”，看戏、抽烟、散步和养狗是其四大爱好。她尤爱养狗，“喜欢狗真的和她的儿女一般”。
日伪宣传妇女模范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贤妻良母”。对此，伪市长赵琪解释道：贤妻良母“并非专在家庭以内尽其职责；凡国家社会方面，有可尽责之处，亦当竭力为之”。不难看出，这样的“贤妻良母”在国家和家庭职能上，与国民政府对妇女要求有相通之处，但又以日本妇女为学习对象。市立女中校长即表示要本着使中国妇女兼具传统美德与日本妇女精神的宗旨办学，以期“中国妇女将来俱有友邦妇女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主持家庭、教养子女、吃苦耐劳之良好精神”。青岛伪政权对女子教育“向以养成贤妻良母为宗旨”，女学生成为日伪宣教重点。
传统与现代观念碰撞下的新旧妇女之争 在青岛，日伪的保守妇女政策与男权主义者观念契合。后者持续为之辩护，进一步在生活细节上规训妇女。笔名为“狂宙”的作者谴责妇女“往往怀着悍妒的心理”，主张将“妇道”作为妇女的人生标准。妇女应具备“殷勤、诚恳、对事慎重的态度”，此外还要“敬从公婆训诲、和睦邻里、夫妇亲睦白头终老、妯娌和气”及正确教养子女，如此方能家庭圆满和谐，实现“妇道”。在反对妇女解放者中，除去那些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最顽固的”，便是主张女子有知识但要有旧道德，让妇女做贤妻良母的“次顽固的”一批人。后者“最得一般人的同情”。吴若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可拥有知识的女子可以“到社会上干一场”，不过前提是“终生独自活动，不受婚姻的束缚”，“上帝造女性并不是叫她们独立，而仍是叫她们结婚”。在其看来，女子教育的目的是造就通达优秀的贤妻良母，“使男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可以放胆的大展鸿图罢了！”
当然，男性知识分子中不乏支持妇女施展作为者，但他们更多地以导师面目出现。“润生”提议妇女应抛弃个人主义立场而为解除大众痛苦奋斗。他批评知识妇女大多脱不了虚荣的“奴隶观念”，实现自我价值的极少；把时间耗费在装饰上，毫无进取之心。“润生”进而慨叹：“不满于家庭的樊笼而挣扎的娜拉时代，似乎成为过去的历史陈迹”，希望现代妇女认识到不为前途谋出路将永远是虚荣的奴隶，劝导利己的知识女性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减轻家庭负担。这种观念也受妇女解放中集体主义的影响。
女子应该往哪里去？ 1942年8月26日，北京《妇女杂志》在青岛召开妇女名流座谈会，为妇女解决困惑并规划前途。为展示“青地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动态”，青岛伪政权推选13位妇女代表参会。从代表名单可看出，青岛伪政权的妇女工作已发生转向，职业女性成为推崇对象。1944年2月当局在《民民民月刊》召开“女子应该往哪里去”为主题的职业妇女座谈会，提出以职业妇女为中心目标，再推广到普遍的妇女问题。5位职业女性和1名女高中生与会。她们围绕女子求职困难、未来出路、从事职业的意义及如何改善等问题展开讨论，一致认为当下环境女子求职困难，“能使女子得到完全的经济独立的职业还很少”。出人意料的是，在场的职业女性虽赞同女子到社会上做事，但更看重家庭责任，强调“不能完全丢掉家庭中的事”，建议“女子能够回到家里去，那么顶好是回去”。
职业妇女的婚姻也是与会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从当时社会风俗来看，“一般的男子都不愿自己的妻子的学问超乎自己以上”，使妇女对婚姻与事业陷入选择困惑。任职于青岛物资物价委员会的徐应麟指出，“职业妇女应该结婚，因为男子的事业亦需要自己妻子的帮助”，事业与家庭可得兼顾，此种建议却是站在男性视角阐发。男司会（《民民民月报》编辑主任）则直言：“职业妇女千万不要结婚，如果一结婚，那么她的一切就都完了”。不难看出，社会对妇女就业仍有极大歧视。而这种歧视有时也来自女性。改善妇女职业是当时“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与会者虽对从事妓女、舞女等职业的妇女采取抵制态度，也深知让她们从良极难，“目前是办不到的”。她们指出，只有国家建立工厂、医院、托儿所等公共机关收容并救济才是此问题的解决之道，“应该往哪里去”始终困扰着沦陷区妇女。
近代新女性离家后，相当一部分人走向“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旧路。抗战期间，国家危机愈加严峻，妇女问题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在广大沦陷区，日本因侵略者身份，无法调适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同殖民主义、传统和现代观念的矛盾，更不能从调动妇女朴素的爱国情感出发，对中国妇女实现普遍的动员。在畸形的政治生态下，知识女性或不愿投敌事伪，或在男权社会中难以立身，底层女性的生活困境亦未得到解决。
文章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