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和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说可称之为近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也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虽然在实际上有它的发展方向、进取目标和实行方式，也有理论和规划设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全程统一的国家战略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历程。不过，从主体上和实质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诸多仿效之处。现代化是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有基本的共性，但也有不同时空所限定的特性，从时间上来说不同阶段的现代化有不同的内涵，从空间上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有不同的特性。以此而论，中国早期现代化既有阶段的不同内涵，也有国度的不同特性，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抵抗西方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是始终追求和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其抵抗之道中包含着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增强抵抗力量的想法和做法，亦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想法和做法，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开始产生，与近代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相随而行，先后出现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实业救国”“收回利权”“提倡国货”等一系列的思想和运动，均力图通过发展实业和科技实现救国、富国、强国、建国的目标，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动力。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救国强国思想，由魏源提出。魏源的这一思想中包含着三种具体办法：一是由官方设立军工厂制造船炮等武器；二是军工厂亦应制造各种民用器具出售，既盈利又益民；三是允许民间开办工厂，自主经营。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以魏源所持最为完整，亦包含了林则徐、徐继畬等率先睁眼看世界者的某些师夷抗敌思想。这种思想开辟了近代中国为抵御西方侵略而学习西方以求强求富的新方向，但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采用，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提供了思想渊源。
“自强”和“求富”是洋务派所提出的御外主张和办法。他们先是创办军事工业，以图“自强”，继而创建民用企业，以图“求富”。他们的言行契合和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自强”之道，除了练兵之外，主要是设厂仿造新式武器装备。对于“求富”之谋，既图开辟利源，又筑自强之基。于是，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军用和民用企业，也允许“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制度，引导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工业资本转移，使早期工业化从官方单行的格局扩展到官商共举的趋势。但是洋务运动的“自强”和“求富”目标，由于并未成为朝野一致的国策，且具体措施失当，成效不著，并随着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破产。
“实业救国”和“收回利权”是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救国运动。所谓实业救国就是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和贫弱。这一运动，从洋务运动的部分官员和商人参与扩大到多数官员参与，乃至作为朝廷决策，更逐渐形成民间潮流，基本上成为清末民初的一种举国之势。实业救国在思想上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论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一些洋务派官员在甲午战争后的救国谋划中，继续主张以“求富”而达“自强”，但是更加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民国成立以后，实业救国论继续高涨。工商界亦纷起响应，逐渐形成举国共识，成为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张謇、叶澄衷、荣氏兄弟、范旭东等著名实业家都由此兴业。
在“实业救国”运动期间还发生了“收回利权”运动。它由各省绅商发起于1903年，延至1911年，波及12个省，旨在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的铁路权和矿产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从而激起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振兴实业”高潮。民国以后，“实业救国”仍在延续，并衍生出“提倡国货”。提倡国货旨在通过增强国货的竞争力以抵制洋货而达到挽回利源之目的，包含着推销国货和改良国货两重含义。从民国初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工商界纷纷成立国货维持会、国货陈列所、国货展览会、国货商店等。此后，提倡国货运动持续高涨，除了国货维持会不断扩展活动，并持续到1949年之外，工商界乃至政府均陆续参与其中。提倡国货这面救国救民的旗帜，催生和助长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
从“商战”到提倡国货的一系列实业救国思想和运动，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效果不尽如民意。
二、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结构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它既与国家的方针相关，也与民众的参与相关。如何发挥好两方面的力量，协调好两方面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至关重要。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看，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基本上是自然演进的，政府基本上不直接进入具体的工业化建设活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和半殖民地化的国家，在西方的侵略和促动下开启现代化的进程，首先作出应对行动的是官方，而后延及商界，并逐渐形成官商分途共进的结构。这种力量结构始终存在于近代中国，只不过两者的关系有所变化，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结合、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分途、民国中期的官商分域、抗战结束后的官商冲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主要通过“官督商办”制度来实行官商结合。从思想源头说，官商结合开办工业企业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已经由魏源提出。到洋务运动时这一思想变成了事实。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虽然以某些官员自办军用工业为发端，但很快就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民用企业，从官方独行转变到官商结合的路径。官方除了继续独办军用工业之外，开始动员和吸收商人资本进入其所发起的民用企业，以补官力之不足。李鸿章在1872年年底奏设第一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设计的体制是官督商办应官商分权。甲午战后，张之洞进一步解释了官商结合之要义，并将自己所创办的官办企业，陆续招商承办，改为官督商办或商办。
李鸿章所倡行的官督商办制度，很快得到各方赞同和采用。继轮船招商局之后，各种官督商办企业相继建立，并超过官办企业之数。对于官督商办制度和企业，后人多有批评，然而被诸多研究者引为最要批评者的郑观应，直到洋务运动后期，仍在称赞“官督商办”的合理性。
甲午战争之后，官商合办企业虽然仍有存在，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体途径由官商结合兴业逐渐转变为官商分途兴业，尤以商力为主的阶段。所谓官商分途，是指官方和商人各自兴办企业，官方只是在方针政策上支持和保护商人，这也意味着官商关系由先前商为官用向着官为商用转变。
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后，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并开始将一批效益不好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转归商办。张之洞发起创办的几家纺织企业全部改归商办。甚至效益独佳的轮船招商局，也冲破重重阻碍于1909年改为商办。在民间方面，更是形成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以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创办企业活动迅速兴起。
民国成立后，继续清末官商分途兴业的途径，使民间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官商分途并进，尤其是民营企业表现出色，使中国早期工业化出现了新的局面。到了1919年，孙中山经过多年思考，借鉴西方各大国经济现代化的利弊，根据中国国情，写就《实业计划》，提出以“节制资本”为方针的中国经济建设新路径。孙中山的这一方针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这一方针既继续了以往的官商分途并进的路径，又划分了两者所辖的领域，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路径推进到官商分途分域进取的阶段，对后来的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借口奉行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方针，重新确立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总体而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基本实行“国计、民生兼筹”之方针，此后则逐渐强化统制，走上垄断之路。直至1936年，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虽皆有较快的发展，但两者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发展态势呈现为，国营企业从下降转变为上升，民营企业由上升转变为下降。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日益强化经济统制，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另当别论。抗战胜利以后，官商关系很快转入冲突阶段。战后中国曾有过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民间曾一度出现过兴办企业的热潮，政府也曾制订过经济建设的计划。但是由于国民党趁接收敌产之机继续强化经济统制，大力扩张国家资本，一些豪门官僚也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扩展私人资产，同时大肆向民营经济领域扩展，压迫甚至掠夺民营企业，使战后经济很快从希望满怀转向危机四伏。最终使工商界逐渐离弃乃至绝望于国民党，携资外逃者与日俱增，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只有尽量广泛地动员和利用各方力量，并形成良性合力，克服内耗，才能较快较好地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否则就会产生消极乃至阻碍影响。
三、以为民谋利为最高目标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西方先现代化强国的冲击下从传统社会中突发出来的，其倡行者主要是对西方社会有所认识的开明官员，特别是绅商精英。而这些官员和精英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思想含有朴素的为民谋生、为国谋安意识，往往成为早期现代化先行者的一个核心指导思想和最高目标。民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又增加了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为民谋利的思想，成为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现代化新路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乏以改善民生为最高目标的推行者和实践者。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思想在一些洋务官员的“求富”主张中有所显现。甲午战争以后，绅商参与早期现代化者日益增多，乃成主流。他们大多抱着为民谋福利、为国谋富强的思想。
从清末民初开始的“村治”和“乡村建设”运动，以改善农村文明和农民生活状况为目的，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尝试。这一运动，在1927—1937年间逐渐形成高潮，此后在抗战时期的后方，特别是中共抗日根据地仍有继续。整个运动历时较长、普及较广，而且单个实验区的范围由村而乡而县，步步扩大，其影响不可谓不大。乡村建设运动，虽引入了西方的有关理念，起始于地方自治的政治目的，但亦源于中国传统治国理念，包含着为民谋利的基本用意，并随着运动的进展而愈益明显。这些志士仁人以为民谋利为宗旨的早期现代化建设的所思所行，只是一种个人的理想追求和局部实践，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这种追求和实践才有了事关全国人民的总体性谋划和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给为民谋利的有志之士增添了新的思想来源，更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宗旨，开启了为工人、农民及全国民众谋福利的革命运动。
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存在的三种现象，虽然也曾在有些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过，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的明显和持续，而且从思想源头、实践路径和行为方式来看，都具有较强较多的中国元素。这三者，涉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体力量和最高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三者，虽起始时间不同，但均贯穿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过程，其影响所及亦达于整个过程。这三者，几乎涉及社会各界，其所产生的效果亦不可忽视。这三者之所以可以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特点，不仅在于为中国所凸显，更在于出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发现代化地位、民本和农本主义传统国家的基本国情，其内在特性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其内在的积极作用没能充分发挥，主要阻碍或是政府处置不当，或是列强干扰不断恶化，或是社会力量发动不足。尽管如此，其中的具有中国特性的积极因素及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缘由，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分析总结，以利从中汲取可资借鉴之处。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