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恒、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摘要】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已走过百年，既取得辉煌成绩，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新的研究条件下重新出发，除了借鉴活的制度史、制度史观、日常统治史等政治史研究经典理路之外，也需要充分发挥清史研究的特点，引入结构思维，建立一套平衡“混沌”与“秩序”的复杂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清代职官信息全样本数据建设基础上，学界有望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对清代官僚结构、空间差异、流动性与政治网络等问题开展新的分析，实现数字人文与传统史学方法的有效结合，但这一过程也同样深具挑战。
一、为什么要重提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
清史研究自1912年以来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清史研究更加兴盛。在方法上，清史研究议题转换迅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经世致用空间广阔，可以说清史研究已逐步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走向繁荣。但与这一繁荣局面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传统政治史的衰落。政治史研究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史学界面临的共性问题，而各个断代政治史研究显然还有很大差异，与中古史领域政治史研究积淀深厚且仍具有较强影响力不同，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衰落更为明显，其背后具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清史研究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走向繁荣，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政治史研究积累本身就比较薄弱，此时又恰逢社会史等新领域崛起，导致政治史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研究方法也面临材料枯燥、议题陈旧、解释僵化等困境，难以提出具有笼罩性和辐射力的解释框架。同时，清史研究领域史料丰富固然是一个优势，但议题泛化导致缺少聚焦，对材料的解读欠缺精细，同时无法穷尽占有史料也难免方法论上“选精”与“集萃”之讥。
政治史研究的衰退特别是对于重大议题的疏离，自然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关于史学议题的碎片化和短期主义早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尽管学界同仁对这一趋势看法不一，但对“碎片化”业已对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问题则无异议。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政治史研究的回归与复兴。在政治史研究中，官僚体制是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官僚政治史如何再出发，近二十年来学界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在深具政治史研究传统的中古史领域。这些探索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但学术发展“似我者死”，清代官僚政治史也需要利用自身独特优势，走出一条新路。
二、数字人文之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价值及路径
在官僚政治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多种研究理路。制度史观对于长时段和结构的偏重，强调制度的主体性，实际是对制度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秩序”的重视。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取径将关系、过程、行为引入制度史研究，如此一来，制度更多呈现出相对性、暂时性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可视为一种“混沌”。两种维度的观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具价值，需要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情景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制度当中的“混沌”与“秩序”看似对立存在，但也是辩证的统一体。当面对个案等微观层次时，制度往往呈现出较为不确定性的一面，而面对整体或长时段时，制度却又常常呈现出有秩序和规律性的一面。可以说各类随机现象背后同样存在隐性规则，微观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层面的系统结构与行为。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并无本质不同，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论。正是为了实现微观与宏观规律的统一性，才需要建立各类复杂系统。历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同样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
如果说当下的史学界通过大量微观的、个案的、区域的研究呈现了大量“混沌”状态的话，但如何从“混沌”出发进而引至对“结构”的分析，似乎尚不充分。社会科学在面临这一问题时，通常有一些扩展个案研究的处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定量方法的使用。不过史学界对于定量方法认可度一直不高，短暂兴起的计量史学也很早就遭到史学界的批判，直到近年来才又重新引起关注。可以说，定量分析特别是概率和统计思维在史学研究中应用不足一直是史学研究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其视作人文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样一来，必定会导致史学研究朝着微观的方向愈来愈深入，在这里历史呈现了更多的无序性和非规律性，进而使得史学家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把握整体历史的信心，丧失了借助历史规律经世致用的信念。而国家与社会对于历史的需求显然不仅仅止于了解细部的历史，既然史学界弱化了这一研究取向，那么自然就有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关注宏大历史问题，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应运而生，且往往强调其与历史学研究的区别。但对于宏观历史进程的把握，如果缺少足够精确的经验研究，理论自觉也具有脱离历史事实的危险。因此，官僚政治史的研究要再出发，就需要吸纳百家所长，既要处理好从制度主体出发所引致的不确定性，也要研究可以把握的制度结构与制度整体，更要在二者之间架设起一套复杂系统且能同时容纳“混沌”与“秩序”。在这一官僚政治史的复杂系统中，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长处，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数字人文工具，将微观分析与结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史实考证、历史叙述、理论自觉都可以容纳进来，也许可以带来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意，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数字人文正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
就清代官僚政治史而言，数字人文可以通过计量手段提供结构化思维。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一个较大的方法论的区别，便是历史学家满足于多个不明确但最终在因果关系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家则尝试厘清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完整解释他们系统性的动态，用清晰定义的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清代官僚政治史一个优势就在于全样本官僚信息的留存。这样基于整体官僚结构的量化研究方法就有条件展开。
清史学界早已开始利用计量方法进行官僚政治与社会史的探究。总体而言，现有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工具书较局限于高级官员或特定文献如履历档中的官员，可以进行简单的静态统计，但数据不够齐全，也无法满足数字人文时代多样化的计量需求。
近年来，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受到清史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是由于《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结构化程度较高，又是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的数据记录，故而成为迄今为止清代官员最重要的数据宝库。这一数据库也引起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界同仁的重视。地方志中保存有大量系统而连续的职官信息，含实授、署理等多种类型，可以有效弥补《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的不足，从而能够在两个数据库结合的基础上，搭配其他相关资料，形成清代职官信息的全样本数据。与官僚信息相关的数据资源远不止《缙绅录》和地方志，有待纳入职官信息数据的资源还有很多，如履历档同样是记录官员出身和迁转的非常重要的数据。此外，像乡试录、同官录、朱卷及清代选官任官的奏疏中保留了大量官员个人信息，亦需被统一整合进入一个更大规模的职官信息数据集成系统之中。这样一来，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对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其一，不再仅局限于对个别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别的研究，而可以数十万官员数据为基础，对整体官僚政治结构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归纳和分析。其二，不再仅局限于高级官员，可以将中级、低级官员共同纳入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将更加全面和系统，也可以说有机会摆脱以上层政治和高级官员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其三，利用数字人文方法将官僚信息、施政行为与气候、经济、灾害、地理等进行关联，从而可望从整体和有机关联的关系角度提供一种新的观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系统性史料的留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各代常常存在的缺乏系统性、数据不够齐全等弊端，为数据库的建设与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这样一来，融合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个侧面的数据库的互联互通就为构建一套复杂系统提供了可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库就将建成，至少在以下重大问题上提供新的研究可能：第一，对官僚结构的整体计量分析，探索官僚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王朝兴衰的规律；第二，官僚政治的空间分析；第三，官僚系统流动性研究；第四，政治网络分析。
三、数字人文应用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挑战
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数字人文与传统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结合才刚刚开始，虽然具有美好的前景，但也同样深具挑战。
第一，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本建成，地方志中的官僚数据库建设业已开始。这两个数据库相互配合，可以初步建立起从清初到清末绝大部分官员的基本信息。但从研究需求来说，数据变量越多越好，可关联的数据系统越多越好，可以说永无止境，需要学界花大力气在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着力，特别是与官僚政治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数据。只有当清代官僚数据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数字人文在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中才能有更大的空间，才有可能带来官僚政治史研究全新局面的出现。
第二，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科学在当代官僚政治、社会分层等领域业已具有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非常娴熟于定量方法的使用，且在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上富有经验。随着清代官僚政治史基础数据的建立和数字人文方法的成熟，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与社会科学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实现对接，而且还具有史学的独特优势，提供历史纵深。两者之间的融合不仅有益于历史学科的方法更新，同样可以与社会科学进行跨学科对话，进而为从长时段解释中国的官僚政治运行提供帮助。
第三，传统人文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机融合。其一，数字人文不是如很多学者批评的检索史学，不是对史料解读、考证传统的抛弃，这是一种误读，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严谨考证，同样是数字人文所需要的。其二，数字人文也不是一些学者批评的简单呈现计算结果或验证已有研究结论，而是通过计量发现新问题，促进对史料和史学问题的重新理解。它的引入，不仅不会损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而是会为传统史学研究增加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不能也不会替代传统人文研究，我们更应该把数字人文看作是史学研究中如虎添翼之“翼”而不是同室操戈之“戈”。
第四，数字人文是否会重蹈“宏大叙事”的陷阱？数字人文不是传统官僚政治史的简单回归，而是为官僚政治史的再出发提供一种新思路。即使是用量化方法实现对政治结构的分析，这一结构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将变动与混乱引入，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更多通过经验考察来揭示而非通过空洞的数字和理论推演，更不会将某些政治史的普遍图式作为历史解释的出发点。新的官僚政治史研究所追求的是将个案的细致分析与宏观的计量结果同等看待，且寻求二者解释的统一性，既会重视计量所带来的便利，同样会注重规避计量的陷阱，特别是从社会学等领域对计量的反思中吸取教训，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中寻求历史解释的平衡性。
数字人文对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意义不止于官僚制度，也不止于政治史，而是要从新的视角，从传统官僚政治中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与中华文明的价值。数字人文时代提供了开拓“新政治史”的可能，特别是在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进行历史文献挖掘与研究及建立一套融合官僚政治“混沌”与“秩序”的复杂系统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索。
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