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同光之际，清廷一度收回了督抚们掌控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却始终缺乏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同光朝廷对于重建庙堂儒学和经学消极迷茫，而理学廷臣恪守程、朱教条，无所作为，与地方理学家因时变通、经世致用的取向反差鲜明。晚清内弱外强的文治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扭转，学术文化主导权的地方化遂不可逆转，从而加剧了清朝的崩溃之势。
一、内外参差的儒学教化
中国古代文治的重心是在儒学引导下，通过科举考试、研读儒经和刊刻典籍等举措对四民进行人伦教化，塑造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然而，在太平天国冲击下，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惨遭战乱戕害，大量学宫、庙宇、书院被毁，许多士人被迫逃亡，甚至像曾国藩的经学朋友邵懿辰那样死于战争。因之，重建儒学教化成为“中兴”的文治主题，但它是由地方官绅主导、实行的。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经自留遗书以备死。同治三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恢复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同时，湖北、贵州、广东等省都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科举，标志着儒学的制度保障机制得以重建。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地方官绅已流露出对科举会试的不满。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会奏朝廷，请劝捐修复江宁、常州两府学宫。他们恢复儒学教化的愿望不仅践履于自身施政，而且影响各省大吏。
修建书院是“同光中兴”的地方要政之一。湘军克复安庆后，曾国藩捐廉修葺了安庆敬敷书院，招集士人入读。举人涂宗瀛道光末年在京从吴廷栋、倭仁问学，后入曾国藩幕府，同治年间任江宁知府，其间将寺庙田产划归钟山、尊经、惜阴、凤池四书院，聘请学者名儒授徒。又如苏州的绝大多数书院、祠宇都毁于咸丰十年的战火，却在同治中期以后重建。咸同之际，湖南成为兴学重教的中心地区，湘军将领于此也不遗余力。同光年间，复书院、建义学的风气遍及南方，波及北方诸省。战火之后，重建儒学教化大体是从朝廷到地方官绅的共识。
清廷虽然涉及文治问题，却既无统揽全局的思想蓝图，又无切实举措。道光年间，太常寺卿唐鉴是京师理学的中心人物。唐鉴作《国朝学案小识》,以“守道救时”为己任，贯通内圣和外王。其所守之道基于宋学，尊程、朱而排陆、王。唐鉴以理学享誉士林，曾国藩、窦垿、吴廷栋、何桂珍、倭仁等人从之讲道问业。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归里，与罗泽南在省城一见如故。京师理学人物遂与在野理学家罗泽南、方东树、路德、贺瑞麟、朱琦等人学术上遥相呼应。然而，咸丰帝长期不信任理学人物。曾国藩创办湘勇以后数年，并未得到清廷真正的信任。他最初保举吴嘉宾、李鸿章等人为地方官的奏疏均遭部议驳回。到咸丰十年四月，咸丰帝同意明代理学家曹端从祀孔庙。实则朝廷对理学家从祀文庙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在咸同变局中，理学经世派成为清朝的中流砥柱，理学的实用价值迅速彰显。
应顺天府尹蒋琦龄的疏请，清廷于同治元年三月发谕：重申崇儒重道。可见，清廷依重程、朱理学的倾向有所增强。同治二年十二月，清廷责成地方官吏教化民众。朝廷以“宣讲圣谕”为教官的首要职责，不能不使教化的儒学内涵大打折扣。同治帝继位后，朝中理学官僚梦想再现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启沃康熙的故事，致书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请其力保倭仁为帝师。倭仁随后身膺帝师，并于同治元年重掌翰林院，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人在同治朝也逐渐显赫。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清帝在乾清宫赐宴，倭仁领满大学士、尚书西向坐，曾国藩领汉大学士、尚书东向坐。于是，理学在晚清的重要性臻于高峰，却隐含了满、汉和央地权力的分野。
同光朝廷的儒学教化偏重宣讲太后、皇帝诏谕，学术色彩远逊于清前期。直至光绪三十四年，清廷摇摇欲坠时才准许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先师孔子庙廷”。晚清最高统治者既无心培植庙堂儒学，而知识水平又停留在古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咸丰帝频繁地拜神、拈香，清帝轻教化而佞鬼神的信仰偏向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与许多远鬼神的“中兴”儒臣等形成鲜明对照。朝廷和地方对于儒学教化的自觉性既然相去天壤，其文治实效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央地经学的消长
从康熙到乾嘉，经筵御论的学术倾向不无变化，而形式上重视经学。咸丰朝延续了经筵形式，而实效甚微。康熙朝日讲成为惯例，增进了君臣间的儒学交流，助益清初庙堂儒学的建立。程、朱经注仍见诸咸丰殿试，春秋经筵也大体保留下来，所讲内容重复以往，而较强调道德礼义。不过，这些仅仅是经学形式。
更有甚者，在长期没有皇帝亲政的同光时期，经筵形式已不复存在。那么，如何培育小皇帝的儒学基础？同治元年二月，两宫太后为同治帝选定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为师傅。因此，倭仁启沃清帝的文本是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名臣奏议的《启心金鉴》。勤勉的李鸿藻在同治元年即参与编写《治平宝鉴》,又青睐于讲授宋英宗时期太后临朝的故事。同治三年五月，清廷令倭仁、贾桢选派翰林十数员。然而，帝师们所授囿于帝王之学，同治帝较之康、雍、乾幼年的经学熏陶已经难望项背。光绪年间也无经筵，此时殿试策问已注意到汉、宋学论题。这可谓经学再受关注的表征，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见解。然而，光绪帝缺少研习儒经的愿望和精力，经学熏陶流于表层。
晚清朝廷经学形式残缺的同时，刻书也变得有名无实。康雍乾时期，内府武英殿是全国最重要的官书局，集全国之财力、物力，编刻人员近千人，精选底本，校刻、印刷精美，刊刻钦定经、史、子、集图书，旁及各种典籍。但至咸同时期，武英殿急剧衰落，所刻书籍仅寥寥数种，光绪朝所刻也仅有24种。这种状况虽有客观条件所限，而主要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然而，其时督抚刻书方兴未艾，接续了经学脉络。江南官私藏书多毁于战火。于是，晚清地方官书局接踵兴起。各地书局的刻书重点均为《四书》《十三经》《二十四史》,有的也涉及先秦诸子及近代西学。同光年间，督抚设立的官书局总计达30余家，成为重建学术文化的重要工程。地方书局得到清廷认可，却不是清廷诏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学经世派的文化自觉。督抚们学术上多兼容汉、宋，重视程、朱理学。
晚清兴建的一些书院成为重兴经学的中心。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黄体芳得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在江阴创办南菁书院。次年，王先谦继任学政，在院中设立书局。两年后刊成《皇清经解续编》,收书207种，凡1430卷,篇幅超过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这与朝廷“无暇”续修《四库全书》形成了鲜明对照。光绪五年，郭嵩焘与湖南学政重建湘水校经堂。这些举措未必能挽“末世之颓风”,却表明了经学的区域性增长。稍后，四川的尊经书院也成为培育经师的摇篮，发展为西南地区传衍经学的重镇。很大程度上因地方官绅的倡导，经学虽受晚清战火和西学的冲击，却在同光时期有所恢复。原来偏重理学或经学薄弱地区，汉学还有相对发展。
三、保守或经世的理学分流
康熙朝庙堂儒学汲取了在野理学,而咸同朝廷对地方理学缺少注意，遑论吸取民间学术。同治及光绪初年的朝中理学官僚在清议导向上不无意义，朝廷与地方理学家的学术基础亦大体相同，但二者思想倾向反差明显，也表明其文治关怀的高下之分。
首先，朝中理学官僚多视程、朱理学为万能的治平理论，固守“诚意”“居敬”信条而不能在学理上因时变通。地方理学人物在究心程、朱之学时，注意因应时势，重释理学，最终将重心转向“开新”方向。曾国藩尊程、朱而不完全排斥陆、王，又兼采汉、宋学之长。罗泽南不满记诵词章之学，而重视讲求身心性命之学以明道，提出士人治学居处当为醇儒。他们穷理明道，大体将礼治作为践履途径，形成内理外礼的儒学结构。居处草野或身任督抚的理学人物学术上多是阐释程、朱旧题，却将内圣功夫推衍于以礼治国，将理学导向了更新、发展的轨道。
其次，朝中理学官僚号称“正人立朝”,却流于空谈性理，很少涉及社会实际。吴廷栋、方宗诚地位不同，而都认为同治初年朝政有中兴之象。他们侈谈内圣修身，而置“用人行政”的实务于不顾，没有改变“忽近图远”的习气。当然，晚清也有精明的廷臣。恭亲王奕好理学。但是，恭亲王的礼学重心是重塑君主权威。这与郭嵩焘等人因时变礼的主旨显然有别，却包含强化君权的现实针对性。循奕的策略，朝廷和君主的权威无疑会得到加强，但太后垂帘听政也不合礼制，故他以“君君臣臣”为主旨的礼制仍然不能落实。在西太后的控制下，理学廷臣不可能有所作为，至多成为掣肘洋务运动的清流派。同治四年二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参劾恭亲王奕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正中西太后兔死狗烹的策略。在西太后与奕的争斗中，倭仁成为西太后的干将。随后，奕逐渐丧失权位，“中兴”将领不得不解甲归田或缩减权力，西太后则日益走上独裁专制之路。虽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人也曾合奏劝阻西太后重修圆明园，提出整顿八旗官学及某些维护国家权益的主张，但读其书札、日记可知，他们沉溺于官场应酬，罔顾下情，不思作为。与之对照，地方理学官僚早年既讲求程、朱理学，又蕴含经世关怀。他们本程、朱之学而发为事功，在奏疏中一再指陈社会积弊。
最后，朝中理学官僚既然拘守崇道抑器、重义轻利的教条，那么贬低、排斥西学也就不足为怪了。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廷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应时之策，却始终没有自觉地走上变革轨道。晚清一些人以西学沟通理学的“格物致知”,在“格致学”名义下容纳西学。湘、淮将领也积极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他们影响下，清廷于同治元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其后，李鸿章设立了上海同文馆，郭嵩焘也在广东巡抚任上设立广州同文馆。这些机构旨在培养语言人才，研习算学及科技。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及医学堂亦有成效。自同治十年，曾国藩奏请挑选幼童赴美留学。光绪初年，李鸿章主张朝廷对留洋学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这些留学幼童所习专业仍囿于水师、制造、科技、医学等领域。当洋务派官僚主要从中道西器的视野认知中西文化优长时，郭嵩焘已触及西方富强的根本，成为出类拔萃的洋务派思想家。
然而，许多廷臣仍然排斥西学。倭仁热衷于从宋儒经注重建理学权威，认为宋儒“格物”。他割断了程、朱理学与晚清“格致学”的思想关联，无异于为理学作茧自缚。为了突破同文馆的困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主持的总理衙门疏请同文馆从正途科甲人员中招考天文、算学生。御史张盛藻等人强烈反对，倭仁随后疏请停罢此举。他也反对聘用西人教习天文、算学。西太后最初认可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但在倭仁等影响下，同文馆招收正途科甲人员的计划无果而终。
太平军的战火余烬尚存，英法联军入侵也才过去几年，曾国藩记录在京情形。曾氏这等大员至京，仍难免官场消沉之感。京官们忙于应酬，却无心探究时艰，更没有痛定思痛。同治年间郭嵩焘曾致信友人：感叹面对“西夷之祸”,朝中“无能一发其愦愦”者。非但如此，朝中并且不能容忍郭氏耿直上书。洋务实践激发了一些地方官绅重释治平之学。这些言论被后人视为“中体西用”论的滥觞。它基于儒学而又融合西学，成为最初嫁接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有裨于弥补庙堂儒学的理论缺陷。然而，“中体西用”论长期没有得到廷臣的重视。朝中重臣既在学理上固步自封，又疏离经世关怀，自然不能提出像样的文治主张，清朝的文治弱化、衰微遂成必然之势。
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一度收回了大部分军事、财政大权，却缺少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清代有的君主治下，尚能注意朝野士人的学术风尚，而晚清朝廷文治大体乏善可陈。晚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擅弄权术，却没有儒学造诣，也缺少政治见识，于文治策略茫然无知。湘、淮儒将直面民生现实和社会积弊，对清朝危机有着强烈的切肤之痛，故注意讲求实务，尊崇程、朱理学而因时变通。因之，同光年间的文治举措均出自地方官绅。有的经过地方官反复疏请，渐获朝廷认可；有的则始终被清廷束之高阁。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格局冲击了清廷的文化霸权。战后曾国藩裁撤湘军，交回了军权，但清廷并未取得文治的主导权。朝廷于此无所作为，文化权力的斗转星移或者说地方化趋势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从清代“世俗文法”中破茧而出，却不能扭转清帝国的“剖分之象”。满族统治者一直敏感地集军事、政治之权于朝廷，却没有自觉地扭转文治的剖分、衰退之势。于是，晚清的新思想、新学术静水深流，直到汇集为民初文化新潮。
摘自《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