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1902年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是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和使用者。但到了晚年，由于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因此，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派、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政治斗争，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
一、未能与时俱进：“中华民族”仍是“汉族”的涵义
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连续受挫，被北洋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梁启超对从事政治已心灰意冷，虽然还关心政治，并经常就时事发表政见，但已不实际参与政治，不在北洋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而专心于学术研究，并于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成为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国学导师之一。
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课外演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学期下来，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10万余言，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他在书中提出有关“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研究“中国史”应该“说明”四个主要问题。其中，梁启超既使用了“中华民族”，又使用了“中国民族”。实际上，梁启超使用“中国民族”一词要早于他使用“中华民族”，但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前，梁启超对“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比较混乱。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在梁启超这里有了明确分工，“中华民族”指的是作为“国族”的汉族，而 “中国民族”指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这两个词是不能互换的。
就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使用来看，实际上和他自《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使用一脉相承，即“中华民族”指的是作为“国族”的“汉族”，而“中国民族”指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如果依照一些研究者所说，梁启超在这里所讲的“中华民族”可以换作“中国民族”解，指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其成败之迹何如”这一问题了。因为，如果作“中国民族”解，指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在中国境内就不存在相对于“中国民族”的“异民族”了，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如果作“汉族”解，那么，其他非汉族民族对于汉族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异民族”。而当梁启超论“中国民族”时，与“中国民族”相提并论的不是“匈奴、突厥等”“外来蛮族”，也不是“异民族”，而是世界其他民族，是世界人类。这里的“中国民族”都不能作“汉族”解，只能作“中国境内各民族”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讨论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而不是中国历史的本身，更不是中华民族，所以梁启超在该书中只是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和阐述，并没有完全展开。同年（1922年），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文中梁启超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中华民族”相对应的是“蛮夷”，如果作“中国民族”解，就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了。
尤其能证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指的就是“汉族”，只能作“汉族”解的，是他在文中对中国境内之民族的分类。继《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之后，梁启超在1922年10月写成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也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而且也同样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总之，五四运动后的梁启超，亦即晚年的梁启超，仍然和清末时期一样，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而没有与时俱进。
二、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和发祥地
梁启超对“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是从区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的不同开始的。就民族和种族而言，他指出，种族为人种学研究之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一种族可分成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包含无数种族。从民族和国民来看，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一民族可分成两个以上之民族（应是国民——引者）；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民族与民族的不同，不是由“血缘、语言、信仰”决定的。“民族意识”是“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梁启超不仅强调了“民族意识”对于民族成立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论述了“民族意识”的产生过程。据此，他开始了对“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的研究。首先，是“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亦就是“中华民族为土著耶，为外来耶”的问题。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梁启超可能是中国学者中公开质疑和批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的第一人，而且他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依据，不是援引中国古籍记载中的一些传说、推测，而是“近年的”考古发掘出来的成果。
其次，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问题。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所记载的中华民族血统“一元”论是不能成立的。中华民族的血统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他推定，“诸夏”之名大概产生于“大禹时代”。自此以后，“诸夏一体”之观念，便逐渐深入于人人之意识中，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中华民族也因此而成为了“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从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血缘是多元而非一元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讲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中华民族”亦即“汉族”自初本非一族，而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是他18年前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重要观点，也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他18年后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在继承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又作了论证，从而使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我们一些研究者，为了证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不是他18年前所指的“汉族”，而有意将他上述这一段文字隐去，这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应取的态度。
最后，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问题，亦即“中华民族，既由同一枢核衍出，此枢核最初之发源地，果在何处耶”的问题。梁启超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视角来探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迁徙原因，值得肯定。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
除了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和发祥地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着重考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为了说明各个时代都有“新分子”加入中华民族，梁启超根据当时的民族分布，把历史上的民族分成了八个组，并一一进行了考察。通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及其原因的考察，梁启超最后得出三点结论：“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付）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尽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与他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样，指的也是“汉族”，只能作“汉族”解， 但与《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比较，《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及其原因的考察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理论的意义。由于梁启超的学术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对梁启超此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