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缘于抗战主题，中国的新闻界进入战时新闻学阶段。在左翼文化阵营影响下，上海新闻界新生代开启“记者之道”的探索。上海“记者座谈”从沙龙到周刊，涉及新闻界新生代对报纸社会责任、记者社会责任、抗战舆论动员责任的探索。通过座谈，新闻人的家国情怀、职业认知日益趋同。“记者座谈”的职业认同，关联自我与社会的调适，也关联学理与实践上“报人报国”的体认。上海新闻界居全国新闻界核心，有关上海新闻人在战时状态的心路历程探索是新闻史乃至近代史的重要命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新闻界进入战时新闻学时代，报界步入抗战救国政治宣传轨道。面对日军侵华，中国南北舆论界皆有回应，包括新闻教育界。1931年10月23日，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成员包括《申报》《新闻报》《时报》的记者和编辑等。同年10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创办《明日的新闻》半月刊，谢六逸在创刊号上刊发《抗日声中新闻界应有的觉悟》，批评上海的报纸上充斥着“颓废”“淫靡”的文字，“不关痛痒的评论”，指出“在国难声中，报纸应该走在民众的前面”，“使一般国民知道我们生存在怎样一个世界里面”。这是事变之后上海新闻界的反省先声。而和平时期的新闻生产有别于战时“新闻生产”，又涉及传播与宣传何者为主流的问题。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在上海成立，属中共领导下的新闻界进步青年为主体的组织。
“记者座谈”及其相关新闻人才培养等，是中国新闻团体发展史极为重要的一环。1918年前后，北京大学筹办新闻教育，可谓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新闻教育史的重要阶段。“记者座谈”和《记者座谈》周刊，可谓第二个阶段。两相比较，历史时空发生转换，前者强调学理性，后者强调实践性。总体看来，以座谈、聚餐为形式的学术沙龙“记者座谈”为上海以至全国新闻界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充实了中国新闻业的队伍，如胡道静由恽逸群介绍参加“记者座谈”，后来成为新闻史研究的大家。另一方面，“记者座谈”是行业内部聚会性质，参与者可以交流更多秘闻或内幕消息，诸如涉及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及其新闻报道，涉及中共领导下的陕北根据地等话题。讨论的话题当然亦包括对上海报界现状及报纸的评点。由此而论，国难语境下中国新闻事业崛起和上海新闻界新生代的关系，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上海滩新闻界的座谈及交流，体现记者群体思想交流以及达成共识的历程。作为沙龙的“记者座谈”关联业界和学生。业界涉及职业精英，学生涉及学习者。“记者座谈”的成员多来自教育界，如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记者座谈”涉及组织乃至章程，而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形成发挥组织作用。这些新闻记者往往具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在搜集情报当中及发表政见时体现笔杆子的优势。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阵营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及《电影周刊》等。应该看到“记者座谈”沙龙的参与者或周刊的撰稿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身份认同，反映了他们在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中的价值取向。抗战语境中救亡图存是当时重要的历史使命。面对国家、民族危亡，《记者座谈》涉及民族创伤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的抗争，所以《记者座谈》在言论报国或思想启蒙当中做出努力。
第二，“记者座谈”涉及记者们的政治抉择。《记者座谈》周刊明显体现了主笔们在报刊舆论上的政治见解，他们一部分是教授的身份，也有一些名记者，后来发生分化。这些分化涉及核心人物多有中共党员身份，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引导作用多为代表贫寒而从事新闻职业的一部分人，显然区别于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那些富家子弟。这就涉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正是学术、新闻、政见多场域的勾连，“记者座谈”分化，涉及职业选择。
第三，“记者座谈”培育战时中国新闻人的职业精神。“记者座谈”的话题选择，涉及本土的新闻传播或报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涉及欧美游学经历的一些著名报人对西方报业的介绍或评论。《大美晚报》刊发“记者座谈”系列，涉及记者的职业认同，如记者面对社会发展变化，是改造自己还是改造社会等。1929年经济危机，日本政坛开启法西斯集权，其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又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两派矛盾重重，1936年2月统制派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而日本上述种种变化恰恰是中国新闻界上海新生代记者崛起的时代。《大美晚报·记者座谈》周刊体现了特定时代语境中“为谁服务”的取向。1935—1936年，日本在华北发动一系列侵略行动，史称“华北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却始终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精力用在“围剿”红军及革命根据地，在言论及新闻政策上实施严厉的管控。在此氛围中的“记者座谈”，言论空间日益狭窄。“记者座谈”沙龙和《记者座谈》周刊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对言论报国的体认，无不体现了新闻人的职业精神。
总之，抗战语境中上海新生代记者群体的结群及共同体意识引人注目。“记者座谈”以沙龙和《大美晚报》的《记者座谈》周刊为依托，一批新闻记者或从业者探索“报人报国”的道路。就时代背景而言，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使新生代记者群崛起。从职业身份来看，“记者座谈”沙龙参与者拥有新闻记者、社论主笔、大学教授或青年学生等不同身份。从政治身份来看，以袁殊、恽逸群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是沙龙的组织者，他们通过组织“座谈”对青年记者进行思想引导、舆论动员。就组织形式而言，提升职业自律和寻求救亡图存相互交织，促使他们探索思想启蒙的路径，凝结成“记者道”的职业信念。“记者道”精神尤体现在《新闻记者歌》中。如此种种可见，“记者座谈”中的很多人一方面有着新闻执业者的身份，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实践者。简言之，从沙龙到周刊的“记者座谈”无疑体现新闻实践者职业认同及身份认同。反过来，这些又影响他们以主笔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供观点，在社会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在学术、政治与新闻场域的碰撞中，“记者座谈”经历了群体分化，但是其组织形式与职业信念终为“青记”所继承。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