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经历了大革命开启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冲突之后，特别是共和国初年因巴黎公社等事件严重撕裂法国社会情况下，共和派人士一旦执掌第三共和国政权就力求依托理性、民主，在寻求民族团结和精神统一上获得突破，同时还希冀让共和国本身更令人信服地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知识”当时已被视为“进步”最理想的标志，共和派大权在握后始终高度重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对第三共和国至关重要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时为法国史坛领军人物的拉维斯最为值得关注。他不仅大力倡导和构建符合共和派理念的史学研究，无论是在历史知识的生产还是传播方面均表现活跃，堪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鉴此，本文拟在知识史视野下探讨第三共和国前期拉维斯何以在建构拉维斯式史学以及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用力甚勤，居功至伟。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建立时“合法性”严重欠缺，甚至曾被人讥讽为“从窗缝中潜入的共和国”。然而，它后来却不仅持久存在，还是迄今法国共和制度史上最长命的共和国。当法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迈入“美好年代”时，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已将法兰西和共和国融为一体。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法国在一战爆发前就成功摆脱了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重新以“伟大的法兰西”面貌跻身于强国之列。两次大战之间，它还凭借战胜国地位以及各种优势再度称霸欧陆，重新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一切当属诸多国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也与共和派上台后即重视知识，包括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大有关系。
一、倡导和建构符合共和国现实需要的史学
法国因普法战争失败，大国地位一落千丈，而割地赔款的耻辱，更是激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民族意识的爆发。举国上下，纷纷反思法国何以会败在德国手下？拉维斯也概莫能外。为便于实地考察德国崛起原因和强盛情况，在普法战争结束后不久，拉维斯前往德国研习历史。在德国留学期间，他着重考察了德国史学界状况，进而依据自己考察的结果宣称：德国的历史学家曾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在民众中形塑一种民族情感和意识，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而在德国统一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对德国史学所起作用的体认，拉维斯学成回国之后，不时在一些场合公开主张，法国历史学家亟需效仿莱茵河对岸的同行在德国统一前的作为，构建一种能符合本国现实需要的历史。需要注意的是，拉维斯在对德国同行和大学予以赞赏的同时仍能清醒地意识到：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抄这些组织形式，应该在保留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保留科学与爱国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加以转换。
构建符合法国现实需要的史学，势必就得先明确何种历史或史学研究有望满足这类需求？对此，拉维斯显然已有定见。在他看来，这种历史须以民族—国家为叙事框架，并致力于协调民族观念与共和制度。具体来讲，它必须具有如下两大特点：第一，它是民族的，应当大力强调民族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二，它必须是共和的，应当彰显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发展和理性进步的自然产物，在共和国的领导下，法国不仅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也是一个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国家。拉维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在最初发表于《两个世界评论》的文章中明确主张，历史教育是一种国民教育。
由此，法国的史学研究在第三共和国前期，在拉维斯等人引导、推动下引人瞩目地实现了“民族”转向。就这种“转向”而论，拉维斯主编的27卷本《法国史》，亦即人们常说的“大拉维斯”，无论是示范作用还是象征意义，实际上均难以低估。
拉维斯既在巴黎大学、巴黎高师等高校呕心沥血培养能向中小学生传授对法国热爱之情的历史教师，还设法腾出宝贵时间，亲自为中小学生编撰历史教科书。被小学生及其家长们亲切地称作“小拉维斯”。“小拉维斯”条理清晰，以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文字讲述历史，从而使学生们对法国从高卢时代到第三共和国的发展线索有了清晰认识，更容易掌握法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拉维斯当时借助所编教材向学生们着力灌输的这种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包含着要热爱作为祖国的法兰西，同时更希冀学生们珍惜当下的幸福和自由，也就是要热爱他们置身其中的共和国。
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法国史坛，乃至更大的范围，引人瞩目地出现过“大、小拉维斯”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身居第三共和国学界高位的拉维斯，其大名在此期法国家喻户晓，还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这种显赫地位，归因于拉维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致力于倡导、构建符合第三共和国现实需要的史学并获得成功。毋庸讳言，第三共和国从最初被人视作“从窗缝中潜入的共和国”到成为迄今法国近现代史上最长寿的共和国以及在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早将法兰西和共和国融为一体，确实与拉维斯等人在史学领域着力融合实证研究和对祖国的崇敬热爱并获得成功难以分开。
二、拉维斯和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历史知识生产
在审视近现代法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演变历程时不难发现，法国的史学研究正是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才名副其实地迈入学科化、专业化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拉维斯作为第三共和国时期地位高、影响大的史学巨擘，无论是在推进法国历史研究学科化、专业化进程方面，还是在让历史学在此期法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建设中得以“拔得头筹”上，不仅始终举足轻重，而且确实居功至伟。
经历了大革命开启的一个世纪的动荡、冲突之后，特别是第三共和国初年法国社会因巴黎公社等事件而被严重撕裂的情况下，促使共和派政府非但亟待依托理性、民主，在寻求民族团结和精神统一上获得突破，共和国本身也需让自己更令人信服地和“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法国朝野人士对“知识及其生产”表现出来的超常热情，实为其对某一方面权力的渴求以及期盼法国重新成为一流强国使然。而后一因素在当时更是不容小觑。共和国之初，法国人在蒙受割地赔款的民族耻辱时也难免会深刻反思。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把败因与法国在知识生产，特别是教育体制的种种不足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位素有抱负的史学家，拉维斯在这一过程中有其思考和行动，他是充分利用自身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着力提升历史学在法国学术界，特别是大学中的学科地位。就这点而言，拉维斯本人的留德经历不容忽视。作为熟悉莱茵河对岸大学历史教学情况的法国大学教师，拉维斯对两国大学当时在教学管理和培养方式上显现的巨大反差深有感受并由此大受刺激。反观德国的大学，往往管理有序，坐在教室里听课的一般都是衣着朴素乃至破旧，但却愿意将科学作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勤奋学生。于是，拉维斯遂在当时极力利用自身地位和影响推进与大学历史教育相关的诸多改革。
第三共和国前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当时法国学术体系的制度化构建中取得了长足进展。历史学还凭借拉维斯等人的推动，在法国大学体系中确立了应有地位，并日渐成为当时法国大学中的显学。法国的历史研究在大致完成其专业化进程的同时，还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法国史学界在初步具有较完善培养体制之际，也开始具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团体以及更具象征意义的高水平专业期刊。此外，19、20世纪之交一些收藏有档案资料的新档案馆的设立，也极大促进了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并且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此期法国历史知识生产的制度化。上述结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拉维斯的不懈努力。
三、拉维斯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知识的传播
在费里等共和派人士眼里，让第三共和国更多地赋予国民各种各样的知识，不啻是一项足以和第一共和国在大革命中借助对外战争大大扩大法国版图以及第二共和国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之类的丰功伟业相提并论的壮举。在这些想法驱使下，共和派人士一旦大权在握，就既大力推进知识的生产，又重视知识的传播。而在后者当中，自然也包括历史知识的传播。如果说拉维斯此期在历史知识的生产方面，包括推进法国史学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上业已用力甚勤、功绩卓著，那么，他在同等重要的另一环节，亦即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同样表现活跃，成效突出。
教育改革无疑是共和派执掌政权后始终优先关注的重要任务。早期的教育改革以“反教权和世俗化”为中心任务，尤其是确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三项原则：义务、免费、世俗化；在共和政体巩固后，教育改革很快就转变为以振兴经济，即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为导向。与之相应，在法国，各知识领域也更明显处在不断专业化和精细化过程当中，历史知识也不例外。教育部门学区督导们领导着世俗学校的教员建立了另一条反教权战线，历史教学、公民意识指导和非宗教的道德培养构建了新的共和教育体系。
第三共和国初期，共和派人士为让共和制落地生根经历了艰巨的斗争。其间的曲折和艰辛导致共和派人士掌权后更为清醒意识到，共和制若要真正深入人心，大力培育以第三共和国为尊崇对象的爱国热情不可或缺。这种爱国热情的培育，一方面须“从娃娃抓起”，另一方面也是国民教育体系理应承担的职责。历史教学在这一新体系的构成中被置于首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则又是与拉维斯此期既在历史知识生产，包括推进法国史学研究专业化、职业化上大显身手，同时在另一重要环节，亦即历史知识传播上也表现活跃密不可分。拉维斯在巴黎大学推动历史教学改革的同时还宣称，不能仅仅把初等和中等教育视为传播巴黎大学中酝酿形成的知识的场所，而是应当将它们作为持久的和基本的考虑所在。正是依据这一考量，拉维斯当年非但积极参与制订全法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规划，甚至还时常在乡村小学留下身影。
第三共和国前期，在拉维斯等人大力推动下，无论是巴黎还是外省的各级公立学校里，历史教学在各校课程体系中所占地位均在持续提升，成了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时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些历史课程的教学当时也确实收效显著。由于它们既能有助于学生理解社会，也使他们更有能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第三共和国在历史教学方面的变化和成效，有助于让大多数法国人在其内心将法兰西和共和国融为一体。当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即开始进入“美好年代”时，绝大多数法国人对于第三共和国抱有好感。而这一来之不易结果的取得，当与共和派人士推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拉维斯等人着力让历史教学在新的共和教育体系的构成中居于重要地位。
四、对拉维斯相关作用的简单评价
在19世纪晚期法国，历史学对于整个法兰西民族的渗透，既表现在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覆盖，同时更在于其全新的内在特点。毋庸置疑，拉维斯式史学在第三共和国的应运而生，乃至大行其道绝非偶然。至于拉维斯本人在这一时期作为法国历史学科领军人物，无论是在历史知识的生产还是传播方面均得以大显身手和举足轻重，并由此还成为“一位影响全国上下的人物”。
诚然，第三共和国从最初严重欠缺合法性并深受威胁，到最终得以持久存在，甚至迄今仍属法国共和制度史上最长命的共和国，确实可说是这一时期诸多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仍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关注和凸显19世纪晚期，共和派上台后始终重视各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法国所起的作用。进而言之，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能在当时法国广受关注并成效不俗，包括历史学得以拥有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覆盖面，则又确实需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拉维斯为领军人物的史学家们的努力和成功。
拉维斯式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若干自身特点。其一，从整个史学来看，拉维斯等人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两大方面的平衡；其二，就史学研究来讲，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到了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热爱较好地融为一体；而就历史教育来看，则又适时做到将大学和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的历史教育成功地予以衔接。
拉维斯作为领军人物所倡导和建构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和国官方史学的同时，自身也明显存在某些缺陷以及诸多似乎难以克服的矛盾。随着历史背景的变化和学科自身的演进，这种史学也难免会逐渐受到质疑，甚至后来被迫在法国史坛乃至更大范围内“退隐”。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年鉴学派在战后法国史坛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拉维斯式史学不得不退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抛弃。
摘自《浙江学刊》2022年第6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