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19世纪晚期，医学细菌学与消毒观念的确立使得手与疫病的关系被重新审视，洗手行为逐渐成为医疗程序的重要一环。20世纪以后，“病从口入”的内涵从传统饮食与养生论述，向病菌及其传染途径的科学阐释转变，手即为病从口入的关键媒介。由于日常生活中接触传染广泛存在，洗手以杀灭病菌逐渐成为新式的个体防疫之道，亦构成现代国家公共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卫生、家庭卫生皆为洗手习惯养成的重要场域。与此相应，用肥皂或药皂洗手，既是正确的洗手方式，也是消费文化努力建构的防疫实践。洗手行为的演进呈现了近代以来卫生观念与日常防疫在微观层面的转变，亦显示出防疫日常化与预防保健之重要性。
一、“病从口入”：手、口与疫病
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病从口入”意味着过量的、不洁的或是不合时宜的饮食，违犯慎食原则，会导致身体耗伤，易引发内科或喉科病症。此种观念延续至20世纪，转化为“慎食卫生”的概念，即警示世人，不知慎食会误伤生命。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细菌学说在疫病成因的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病从口入”的内涵有时仍可归于饮食与保健的传统论述脉络。
西方公共卫生与医学细菌学为“病从口入”提供了另一种解释。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结核菌等各种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呈现出前所未知的微观世界，开启了人类对疫病认知的新大门。现代卫生学、细菌学说等科学新知不仅开始取代此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瘴气致病说，更在稍后不久即传入中国，使得知识界对疾疫的理解从传统的鬼神致疫和邪气致疫，逐渐向微生物致疫转变。微生物遍及各处，且可能引发疾病，此类描述在19世纪末传教士的言论中俯拾即是。清末民初出版的不少伦理学、生物学、医学教科书或专著开始积极引介国际前沿的细菌研究成果，初步建构了相对完整的细菌学体系，为“细菌”“病毒”概念的传播奠定了知识基础。总体而论，民国以后，看不见的微生物已然成为解释疾病原理的关键所在，具体致病方式与途径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代中国社会的卫生防疫观念与行为开始发生变化，上至国家卫生行政，下至民众日常防疫，卫生的根本乃在于规避或清除“病菌”。
病菌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制造着疾病，细菌致病论构成了疫病解释的核心。侯光迪等医生以及科学家、科普作家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报刊媒介、医学书籍中反复表达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细菌学从专业医学知识逐渐被建构为日常防疫知识。细菌进入人体的门户众多，其中“口”位列第一。而手因在日常生活中用途多样且使用频繁，极易沾染病菌，遂成为引介病菌入口的重要载体。与此相应，“病从口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疫病从口入”。致病微生物经由手的接触，传入口中，再达体内，疫病的致病机理已然明晰，对手的清洁与消毒已有科学依据。手既为最易传染疾病之媒介物，亦为身体上最污秽之部分。手的不洁在某些特定人群身上凸显，这些人成为手卫生的典型反例。究竟哪些人的手最为不洁并无定论，但手不洁的现象比较广泛，以至于整个社会仿佛都处于一种手染病菌的危险状态之中。如果说手卫生所关涉的产褥热等疾病仅限于经特定传播途径的特定人群，那么因手不洁经由口所导致的肠胃传染病则是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面向。到20世纪中期，谨防“病从口入”的涵义在某种程度上已化约为抑制肠胃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不吃不洁净的饮食仍是慎食卫生的题中之义，但洁净饮食的标准，不仅是不臭不烂，更重要的是不含病原菌。
20世纪上半叶各个时期中国的卫生当局对法定传染病的界定范围虽不尽相同，但手所能接触到的致病微生物涵盖了其中大部分。与此相应，共用物品或空间而导致接触传染，公共场所潜伏着不洁与危险，此类观念初步形成，并推动着洗手从清洁向消毒行为的转变。
二、洗手习惯：接触传染与个人卫生
尽管对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或途径有多种分类法，但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与“接触”行为有关。翻译家胡步蟾直接提出“接触”是细菌到达人体的路径之一，应对之法有消毒和防腐两种。接触传染的问题首先在某些特殊职业者身上以及特定公共空间中显示出来，“共用”是其中的核心概念。除了公共空间中的“共用”，还存在个体之间直接接触导致病菌传染的行为。公共空间中手沾染病菌的高度可能与广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疫病恐慌。洗手，或更确切地说以肥皂清洗双手，对于某些因“共用”或“接触”而导致的传染病，就成为基本预防之道。
不与病人及其用品接触，接触后立刻消毒，接触传染的广泛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性不断被报刊媒体、医学书籍阐释。除了医学知识精英的阐释，细菌学与传染病等相关知识被建构为日常防疫知识的过程，亦需卫生教育的参与，以促成防疫行为在个体层面的展开。民国初年至20世纪中叶，儿童卫生运动、新生活运动等国家和社会团体共同主导的教育运动，皆倡导个人培养洗手习惯，以达成国家公共卫生之实现，学校、家庭成为洗手习惯养成的重要场域。民国初年译介的日本学校教科书、儿童礼仪书等书籍较早提出了培养洗手习惯以消灭病菌的观点。其中，儿童洗手具有两方面的意涵：既是礼仪规范的体现，也是杜绝病菌的手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的小学教科书则具体规定了儿童洗手的教学步骤。除了课堂教学，儿童日常在校的洗手实践还依赖于学校的各类卫生设施。防疫设施及其空间形态为个体防疫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在形塑日常防疫思想与行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936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乡村和城市小学卫生设施标准。儿童的卫生习惯要依靠教师、儿童自己以及家长三方面合作促成，因此家庭也是儿童洗手行为养成的重要场域。在家庭中，家长要负督导之责。除了儿童，洗手习惯的养成以及洗手行为的推广也在家庭中某些特定人群身上变得必要。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洗手在自身修养与礼仪上的符号意义明显减弱，逐渐转变为个体践行现代防疫观念与卫生思想的标志性行为之一。洗手事关个人、家庭乃至国家健康之实现，因此也是公共卫生与国家医学大力倡导的行为。国家公共卫生将重心置于日常生活的个体行动层面，并得到了一些积极反馈。此外，洗手设备成为高档写字间出租的标准配置。洗手习惯的培养通过固定时间与特定空间内的重复操练而完成，呈现出福柯所谓的身体规训机制。根据这一机制，身体上的手逐渐被理解为可观察和可使用的物质部分，能够被施以一系列的操控、训练和调整，其结果是产生了关于手的知识，国家权力能够作用于其中，洗手训练即为一个微观例证。这里的国家权力并不只存在宏观的国家层面，同样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在洗手习惯的操练中实现了联结。
三、洗手圣品：药皂与消费文化
洗手作为个体日常防疫的重要实践，需要正确进行。怎样洗手才能达到防疫之目的，也是身体规训机制需设定并不断调整的细节，体现在洗手的具体部位与动作规范、洗手的辅助物品以及水的利用与处理等方面。民国时期各种儿童教科书与卫生指导法规定了洗手动作的诸多细节。这些洗手细节不尽相同，但都强调细致搓洗与反复冲洗等动作步骤以及保持洗手用水清洁与毛巾干爽的重要性，总原则都是消除手皮肤上的细菌，以杜绝接触传染。用肥皂或药皂洗手，既是洗手习惯的正确方式，也是消费文化努力建构的防疫实践。得益于医学细菌学的确立以及现代制皂业的发展，在肥皂中加入特殊杀菌成分而制成的药皂，为洗手预防疫病提供了新的利器。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洗手运动似乎仍是远未完成的卫生任务。
医学细菌学在晚清的传入与传播为防疫观念与行为的近代转变提供了依据与动机。近代报刊媒介、医学书籍反复讲述着新的医学知识。以“病从口入”为代表的传统饮食与养生论述，逐渐向细菌致病学说转变。手被视为最易传播病菌的媒介物，公共空间中的病菌经由手的接触传入口腹之中，要想阻断病菌传播与人体感染，经常洗手以清除病菌就成为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清洁逐渐与消毒划上等号，洗手不再仅以洁净为目标，而以清除手上的病菌为指归。与此同时，防疫观念与方式从较为内敛的养内避外，转向外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操作。通过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场域内的日常训练，借助消毒物质的消费、卫生设施的设立等，洗手逐渐内化为个体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国家卫生教育亦得以施展。洗手的防疫意义不仅体现在疫情发生之时，更多地指向日常生活层面。
病菌与人共存这一科学图景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对双手不洁的普遍恐慌，洗手构成防止病从口入与接触传染的个人卫生之道，而不洗手的危害不仅在于易于染病，更使个人成为不受他人欢迎甚或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下转第71页）
（上接第55页）在这里，清洁的道德教化作用仍然存续，洗手所具备的礼仪规范意义仍不时显现。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文化、卫生运动与物质消费，呈现出作为日常防疫行为的洗手的诸多面向，但洗手行为的普及在当时可能十分有限。1949年以后，洗手是数次爱国卫生运动中有关个人整洁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每次重大疫情发生，医学界都会再次强调洗手之于日常防疫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广科学的洗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洗手观念与行为进一步日常化。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