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瑞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21年至1938年《新华日报》面世前，在未与中国共产党自我主张深入认识的情况下，在华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依据各自立场构建中共形象，描摹共产党行为。大革命期间，两报迷惑于“布尔什维克”所指，混淆国共两党。大革命失败后，扎根农村的红军成为外报重点关注对象，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被描述成“罗宾汉”式的神秘救世主。抗战爆发后，外报又逐渐呈现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有序、敢于担当的政党如何崛起。尽管英美在华报刊以他者视角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部分事实，但归根结底主张的是西方的理念与价值观。相关报道也曾受到国民党宣传干预，因此应对其中所含评价与材料持有审慎的态度。
一、“暴力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所指的混沌与分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一词名声大噪，其中蕴含以工农为代表的底层人士斗争意味引来资本主义国家天然的敌意。《北华捷报》以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运此起彼伏断定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有天然之联系，冲击外国在华利益，故警惕一切与工人有关的人与事并认为组织工人暴动即为共产党。由于国民党从未对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对外也几乎没有正面提及与苏俄和中共之关系。局外人难知真相，国民党就此被外报当作“共产党”。
“误会”在广州进一步发酵。1924年6月，广州英法租界沙面岛发生越南青年范鸿泰投弹刺杀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马兰事件。《北华捷报》直指时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汪精卫和担任广东互助总社社长谢英伯等“共产党”操控罢工。
早在英美在华报刊大规模攻击“布尔什维克”之前，出于对外部“负面性”的考量，国民党中宣部就曾一再示意下属报纸对外界“国民党变为共产党”的说法进行辟谣。但是宣传效果未能在外侨圈体现。1925年孙中山、廖仲恺相继过世后，国民党分化显现。两报报道觉察到国民党变化，又对复杂的中国政治莫衷一是，只是隐约感知另有个“共产党”存在。但是上海和广州之间的地域距离，新闻资源的不对等以及语言隔阂导致英美在华报刊只能依靠看似知晓内情的中外撰稿人。报道真假参半，误读甚多。此前担任过孙中山政治顾问，还与宋氏家族来往甚密的索克思对自己的消息来源也语焉不详。
随着大革命推进，因忌惮于广州政府，除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外，中国若干知名政治人物几乎都上过所谓共产党名单。“共产党”在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针对外国人且众人拥趸、跨领域、多阶层的组织。为赢得外交支持，蒋介石在北伐军誓师前后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在华官方人士撇清布尔什维克嫌疑。
蒋介石最先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外侨将暴力事件都指向“共产党”，又不得不正视其力量。
不久，真正的共产党“亮相”。1927年4月5日，《汪陈宣言》在上海发表。9日《北华捷报》刊登宣言译文并注明起草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与首次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出现的陈独秀。又转译中共机关报《向导》3月18日所登陈独秀评论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指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不受国民党“纠正与制裁”。英报称这是中共对蒋介石的“猛烈攻击”，这才区分共产党和汪精卫。有关国共合作细节和国民党党内冲突，英文报界以及外侨无法从任何一方获得完整的事件始末。但此时顺应英国政府认知的《北华捷报》继续营造共产党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氛围。而《密勒氏评论报》则试图分析国民党内有“极左（共产党派）”“左派”和“极右”三派。直到1927年5月《密勒氏评论报》上出现美国共产党人白劳德对苏兆征和李立三的采访。虽然部分信息有错，但中共作为另外一个组织则日益清晰。随着国共关系全面破裂以及国民党对外干预，外报对两党的认知逐渐分离。
20世纪20年代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渠道少，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外人事不明，这些都可能是造成英美在华报刊误认国共的原因。但英美在华报刊自身固有的偏见与歧视，是其胡乱使用“暴力的布尔什维克”意象指代使外国利益受损的背后力量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十月革命感召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以磅礴之势展开，对于长期以来享受殖民特权的西方人士而言是致命打击。外国人急需在中国社会中找到可被责难的对象。但是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专业知识的缺失、特权意识的蒙蔽，使得英美在华报刊的外国记者对租界以外的中国事务一知半解乃至一无所知，因此盲目地将自己所理解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解释一切的原因。就连早期受雇于外文报业的华人记者或者投稿的中国作者，也都因对共产主义运动不甚了解而无法提供完全真实的信息。
大革命失败前，将意义模糊的“暴力布尔什维克”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万金油，是以英国人为主的条约口岸外国人用以维护特权地位的刻意选择。即使偶有少数外侨对此有所质疑，但与布尔什维克有关的“共产党”还是承载了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国社会所有的负面想象。在大革命行进中，《北华捷报》花重金聘请美国记者采写有关共产党的新闻，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共产主义、“共党活动”混为一谈。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宣传下，上海租界进入战争状态。对于这部分外国人士而言，布尔什维克或者“共产党”的核心意涵不在于具体指向中国共产党或者国民党，而在于集中揭示了冲击外国在华力量的暴力组织。直到特权帷幕被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冲破，作为借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足以涵盖日益复杂的情况，这才逐渐淡出使用。而在五卅运动之前，上海租界工部局由英国人主导，美国人的话语权有限。作为英国在华“官报”的《北华捷报》作为重要信息参考，引导了在华外国人的认知，其他外报上的中共报道也受到影响。
二、劫富济贫又行动有序的“罗宾汉们”：中共红军与组织的外部想象与真实
1927年前，《北华捷报》和《密勒氏评论报》零星提及过几位当时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直到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军活跃于农村的消息传来，这才又让英美在华报刊对这股远在都市之外的神秘力量有了进一步具象的认知。
《北华捷报》将扎根于乡野的红军渲染得神乎其神，极富传奇色彩。红军也是恶劣条件下意志力顽强、打不死的游击队。红军还是一呼百应的穷人救世主，朱德、毛泽东等人的个人能力与威信令外报惊讶。报纸将朱德等人描述成英国民间传奇侠盗罗宾汉式的人物。“中国罗宾汉”帮助穷人反抗压迫，与地方“恶棍”开战时总有大量乡民帮忙。英报后面干脆就直呼共产党为“罗宾汉们”。
《北华捷报》的报道基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红军的普遍好奇。1927年后就连国民党党报如《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每日都有各地共产党的消息，《北华捷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也时常援引。1929年与1933年，国民党下辖新闻社又分别与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订立合同交换新闻。英美两报与本国通讯社各有合作，故此援引国民党官方消息更加之多。然而国民党对共产党领袖的反向报道却平添红军的神奇色彩，英美在华报刊反而愈加好奇，更偏向于选择有话题性的新闻。在一边渲染共产党和红军扬名于乡野之时，《北华捷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也注意到共产党和红军已在若干区域建立规整的组织，施行过有效的治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英国人李顿率国联调查团来到东北调查满洲问题，于1932年10月2日正式发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涉及了神秘的共产党。10月5日《北华捷报》率先刊发报告梗概，涉及中共的仅有无重要信息的寥寥几句。相较于英报的草率，10月22日至12月3日，《密勒氏评论报》陆续刊载全文。报告虽有错漏、误读，但是大致呈现了共产党的发展历史。
国联报告书虽不以中共为主体内容，但它的国际关注度确实让英文报刊意识到红军在苏区的崛起。1930年中央苏区名号传开后，《密勒氏评论报》引用第三国际消息描述中国共产主义发展态势，称“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北华捷报》于1932年7月率先刊出已成为“临时政府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项英等中共核心人物名字，还包括政府各部部长名单，特别提及红军已进行自上而下整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作为一个有序的组织逐渐显现。
《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都是商业报纸，收益来自订阅量，彼此存在竞争关系。在华外文报纸曾一度特别钟情于制造远东中国有关反叛、偷盗、暴动及起义但真假难辨的新闻，以示与各国本土报纸之不同，彰显在华外报的新闻独特性。对引发关注的议题尽可能地加工以增加可看性，满足读者猎奇心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报纸一贯采用的方式。远在都市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是绝佳的新闻题材。《北华捷报》比创办于1917年的《密勒氏评论报》更加深谙此道，选用大量感情色彩浓厚及演绎成分居多的字词来塑造共产党和红军以吸引眼球。五卅运动后，英美言论阵营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产生差异。多数在华英人贪念旧殖民时代特权，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抱以极大敌意。1926年英国政府通过《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对华政策从武力维系转为尝试与国民政府和解。《北华捷报》上的报道取向逐渐从丑化“布尔什维克”，过渡到演绎“共产党”，在责难的基础上以神秘笔法描述远在乡土的红军，试图平衡新闻的政治准确性与商业娱乐性。该报在某些涉共产党报道上的立场摇摆不定、笔调轻重不一也被不同受众所看重，或批评或利用。而以《密勒氏评论报》时任主编鲍威尔为代表的部分在华美国人则为了扩大社群影响力，一边惧怕中国的民众运动，一边又想协调中外关系，寻求与中国人的关系由对抗和排斥向调适与合作转化。
1930年，浙江舟山建成无线电桩，上海真如国际电台开业。中美间无线电报电路开通，传播速度大大超过中英通信，在华英报信息垄断地位日渐丧失。以《密勒氏评论报》为代表的美国在华报业开始正式挑战英国人输出的有关中国的认知，希望给与各方以均等的关注。与此同时，自20世纪20年代末，较为开放的《密勒氏评论报》成为不少西方记者来华后首先投奔的对象。记者队伍变得愈加复杂化、多元化和国际化。《密勒氏评论报》上出现了一定的针对中共的分析性报道，共产党形象开始脱离神秘与无端演绎。这样的专业倾向反过来影响《北华捷报》，该报也开始零星出现对红军的详细报道。然而这样一来，《北华捷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出现的有关中共尤其是红军的真实消息和国民党宣传有所出入，在华英文报业与国民党政府之关系也愈加复杂。自1930年起，南京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租界报刊影响力，通过引导宣传、邮政禁令、驱逐外国记者等方式实施控制，虽然初期成效不如预期。随着抗战开始，国民党更难以集中对外宣传资源，尽管积极向外媒宣传“围剿”红军之成果收获甚微。英文报刊越发对红军和共产党感到好奇。
三、红星照耀中国：一个独立政党的崛起
1935年蒋介石命令董显光组建“国际宣传处”，在上海负责审查外媒新闻的输入与输出。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对共产党活动区域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对国统区所有涉共报道进行管制。中国共产党原本就不太通畅的对外信息渠道被严重阻隔。租界内又开始到处散布着共产党是多么野蛮的谣言。
在各种因素驱动下，前《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突破重围前往延安，为该报提供了众多独家消息。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得以连载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并首次配发一张头戴红星八角帽的毛泽东真实照片。毛泽东在采访中表达共产党决心并呼吁国民党共同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真正的对外采访见刊。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尚未面世，《密勒氏评论报》成为其发布有关中共信息的前哨之一。然而很快，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董显光在上海试图避免一切不利于蒋介石的谣言传出，通过强压和怀柔等各种方式阻拦英美在华报刊对此事的报道。英美在华报刊态度不一。无论是《北华捷报》的消极报道还是《密勒氏评论报》的积极报道，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37年4月始，《红星照耀中国》陆续在英美出版，让一个独立的红色政权真正走入世界视野，引起轰动。《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对其做了引荐。尽管国民党加紧查禁此书各种中译本，向斯诺施压，阻止中共亮相。但是该书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为社会大众所熟知。6月，《密勒氏评论报》刊发周恩来戎装照，进一步展示共产党人真实形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社会关于国共合作呼声愈高。7月24日，《密勒氏评论报》全文刊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众多红军重要将领联合署名的致蒋介石电文译文，宣示红军将士决心。9月15日，《北华捷报》则转载中央社消息宣布朱德、彭德怀部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尽管消息依然倚重说明红军将领已“坚定拥护蒋介石将军”。1937年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北华捷报》这才逐渐搜罗中共的正面信息，到1938年4月才有所保留地承认，斯诺的书展示苏维埃中国“是一群人类而不是恶魔”，毛泽东的对日政策和军事才能令人印象深刻。
《密勒氏评论报》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持续发力，开辟中国抗战专栏，记录抗战大事，谴责日本侵华，再一次加大对中共的报道力度。报纸额外注意共产党对自我主张的坚持，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将领形象也随之丰满。《密勒氏评论报》举措得到良好回应，不少关注中国抗战的外国读者专门来信希望有关新四军等“神奇力量”的报道多多益善。
抗战爆发后英美在华报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更集中体现了两国的对华政策对比。《北华捷报》背后的在华英国人更倾向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远不如《密勒氏评论报》，相关信息也多引自国民党官方，其新闻的自主性、原创性乃至轰动性效应大大减弱。《密勒氏评论报》则正相反。该刊20世纪30年代提供的新闻数量可观，促成共产党在公共领域内的正式亮相，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共产党良好形象的建立。然而，事实也绝非如此简单。对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施以同等关注，对共产党形象、内涵的归正，既是一种美国专业新闻观的实践，也是收揽认同的一种举措，事实上体现着美国的价值观与政治理念。
英美在华报刊报道对中共的认知内涵不断变化，既是英美在华报纸具体新闻理念、策略的产物，也反映英美两国在华力量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1921—1938年间，英美在华报刊对中共的认知与描摹，既有时代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也有主观立场影响下的刻意为之。当然，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如《密勒氏评论报》者确实在传递中国抗战消息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也提供了许多人道支援。但在观察特定时期、历史事件时，依然不能消解复杂性，或简单地凭借片段式的报道断定英美在华报刊有关中国政党的政治倾向。193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公共舆论界相对“失声”，处于弱势。党派的外部形象只能被动、单向地由他者构建，无法自主发声，大量信息碎片化、非专业化，也多为杜撰、捏造。在没有与中共自我主张有效交互的情况下，英美在华报刊记录了如工人运动、主义宣传、党派合作以及工农红军等部分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路径，但最终服务于本国社群或政府，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导向。
摘自《人文杂志》2023年第3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