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先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自儒学在西汉定于一尊以来，曲阜孔庙即渐由“国家培护”而“迭事修崇”不辍。入民国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20世纪20年代之初，孔庙迭遭风电水灾，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尊孔崇儒”之名通电募修，后因“筹款维艰”,孔府会同“地方长官”对其“择要修理”。1930年，中原大战的炮火导致孔庙“损失甚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以“保存名胜，维持文化”的名义发起劝募，但前后历经3年，所得募款不足4万，离百万元之谱相差甚巨，孔庙修缮工作不得不叫停。1934年，为“昭示尊孔之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但资金依然难以筹募到位，“孔庙修葺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曲阜孔庙“募修”的挫折，与彼时“民穷财尽”、当权者动员能力不足以及政治秩序紊乱相关，同时更是儒学独尊地位终结后“由圣转俗”或曰近代转型之艰的具象反映。
自西汉时期儒学思想“定于一尊”和孔庙祭祀被逐步纳入国家祀典行列之后，在曲阜阙里建造的祭祀孔子的“本庙”即由家庙逐步演变成“国庙”和径由“国家培护”而“迭事修崇”不辍。民国以降，伴随着制度化儒家的解体，特别是在由“国家培护”孔庙的传统径直转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募修”方式后，年久失修又惨遭天灾、兵燹的孔庙修缮之路却是波折重重。新旧交替之际，曲阜孔庙由“国家培护”转为“募修”后所遭遇的波折，不仅是形而下古建筑物本身的命运遭际，而且更牵涉形而上孔子儒学的近代境遇与转型。
一、20世纪20年代曹锟通电“倡修”无果而终与孔庙的“择要修理”
从历史的纵深看，历朝历代统治者基于尊孔崇儒和构建孔子神圣性的政治、文化需要，每每曲阜孔子本庙“迭事”重修或重建之时，都予以积极回应和支持。正因为此，在儒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时代，曲阜孔庙建筑本身的修缮一般不会成为问题。入民国后，在制度化儒家逐步解体和儒学地位急剧跌落的背景下，尽管曲阜孔庙因其特殊性、典范性而没有像其他地方性的孔庙那样受到“庙产兴学”运动的肆意冲击，被侵占或移做他用，但也饱经风雨，年久失修，亟待整葺。故此，负责守护孔子林庙的孔府不得不先后多次敦促曲阜县知事和山东省长公署对曲阜孔庙进行“估修”，但并未引起“该管地方长官”的重视。1921年8月，曲阜大雨连绵，孔庙毁损严重，孔府遂再次据情咨呈山东省长公署。对于孔府的是次吁求，山东督军兼署省长田中玉很快予以答复，并“饬济宁道迅速遴员勘估，呈复核夺”。然而，就在济宁道受命“切实复估”之际，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林庙各工“复估”事项因此而被搁置下来。直到直奉战争结束和直系军阀派系中的熊炳琦接替田中玉出任山东省长后，该问题才再次被提上日程。
但当时中国内战频仍，国库空虚，执掌北京政府实权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显然不想拿出款项来开展这项文化工程。而此前安徽士绅孙多巘捐款2万元修葺曲阜孔林的举措，显然启发了这位当权者。1923年7月，他在接到山东省署修缮孔庙的呈报后，遂以“尊孔崇儒”的名义发出通电，倡导“募修”。曲阜孔庙历来均由“国家培护”，而此时却径直转变为动员社会力量来捐款募修的方式，可谓是一个重大变动。但遗憾的是，曹锟倡导“勉力捐输，同心赞助”的通电少有回应，所得各方面募款仅有2万余元。1924年6月，曹锟再次以大总统身份电令募捐。7月1日，曲阜圣庙后寢殿工程处成立，孔府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孔庙修缮工程正式启动。但曹锟再次通令募捐仍不见有多少人响应，且不久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被迫辞去总统职务。此前孔府所期许的藉“大总统提倡捐募，以作大修之举”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1925年4月，张宗昌出任山东省军务督办，曲阜孔庙的修缮方又迎来转机。在张宗昌支持下，孔庙修缮工程复又启动。不过，毕竟经费支绌，从1924年7月1日曲阜圣庙后寢殿工程处成立，到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山东为止，前后近4年时间，“择要修理”的工程仅有两处：一是孔庙后寢殿，二是因新旧政权变易而未及完工的孔庙奎文阁前东、西碑楼及同文门各处。
二、20世纪30年代初韩复榘“募款无着”与孔庙修缮工作的叫停
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统辖山东后，孔庙“择要修理”工程即再次陷于停顿状态。直到北伐战争结束和国民党尊孔崇儒的态度日渐明朗之时，孔庙修缮工程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修缮孔庙大成殿，并将其定名为“孔子堂”。但尚未动工，中原大战的炮火殃及曲阜，孔庙“损失甚巨”。在战火消弭过后，南京国民政府特派戴季陶、刘纪文两专员前往曲阜，考察孔庙摧毁状况。由是，原本就未及完工而今又惨遭兵燹的曲阜孔庙之修缮问题便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倡修孔庙的主角，既不是孔府，亦非南京国民政府，而是中原大战后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
三、1934年后新筹募办法的受抑与“孔庙修葺计划”不了了之
1931年年初，韩复榘以“保存名胜，维持文化”的名义，发起劝募。在“国府”政要以及各省要人纷纷表示“均愿列名募捐”的语境下，韩复榘等人决定“根本重修”孔庙。4月27日，在韩复榘积极运作下，山东省政府发布由戴季陶、蔡元培、邵力子等38位党国要人领衔“广为劝募”的“公电”。但孔庙修缮款项的募集并不顺利。无奈之下，1934年1月27日，韩复榘致电蒋介石，决定将为数不多的捐款转为先行修理“破坏不支”的颜庙。由韩复榘积极筹划的孔庙募修活动至此告一段落。
就在韩复榘心灰意冷之际，孔庙募修活动却因为国民党实权派的积极支持迎来了转机。1934年5月9日国民党“中政会”召开第407次例会，核准修复曲阜孔庙及周、颜、思、孟各庙补助费10万元。10月4日，为“昭示尊孔之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该办法将经费之募集，分摊派、募捐两种，并明确规定了摊派的具体办法，这显然与此前韩复榘等领衔劝募的方式大有不同。
在国民党最高当权者和韩复榘的推动下，此前一再迁延的孔庙修缮工程好似马上就要动工运转，但事实并非如此。1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内政部、财政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开会，最终决议，修复孔子林庙，继续解决的问题，不是拨款，而是先聘请工程专家，会同山东省政府派人察勘完毕后，先就事实需要，拟定预算，根据预算，再定摊募办法。由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新摊募办法和韩复榘即将兴工的动议全部被搁置。1935年年初，行政院训令“以内政部派科长汤文聪，教育部派科长钟灵秀，与行政院所派工程专家”前往曲阜孔庙勘查估计。9月8日，内、教两部将拟定的修理曲阜孔庙计划、预算费用及筹款办法一并会呈行政院转送中央核定。其筹款办法为：第一，中央担任100万元。第二，各县市摊派若干，其摊派办法，依照修筑总理陵墓办法。第三，高中以上学生毕业文凭，一律附征相当费用。这样一种筹款方式，实际上与传统时代“国家培护”的方式已无甚区别，同时它也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度喧嚣的依靠社会力量募款修缮孔庙的活动，就此划上句号。但这并未推动孔庙修缮活动取得实质性进展。内、教两部在将修理曲阜孔庙计划及筹款办法会呈行政院后，久无下文。
应该说，在民国鼎革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曲阜孔庙由“国家培护”的传统变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募修”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一者，彼时社会动荡不安，财政支绌，忙于政争和权争的当权者显然不愿拿出过多的经费来修缮孔庙；二者，新旧交替之际，如果依循旧传统，直接拨款修缮孔庙，就仍有独尊儒学的意味，事实上，当时社会舆论所反对的也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助修孔庙，而非募修孔庙的举措。但令人唏嘘的是，这样一种募款方式的转变，却导致孔庙“迭事修崇”的传统难以为继。何以如此？仅从官方文本的话语叙述看，当与“民穷财尽”的经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民穷财尽”只是表象，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孔庙募修活动发起人曹锟、韩复榘，或国家政府层面的动员能力本身对孔庙募修活动进展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强调当权者个体本身的问题，因为在个体动员能力匮乏背后所呈现的是时局扰攘和政治权力秩序的紊乱。
孔庙募修之殇不仅是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所致，而且更与儒学定位的变化及社会认同的困境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此外，我们扩大视野，与此间佛道寺观的募修活动进行横向对比，或许能从更深的层面揭示孔庙募修之殇的因由。申言之，普通民众所以对孔庙的毁损漠不关心，概因孔庙里供奉的是圣人孔子而非神明；与之相对，佛、道寺观里面供奉的是各色各样的神灵，关乎普罗大众的精神信仰。恰是孔庙这样一种迵异于佛、道寺观的文化特质，使得普罗大众与其存在着很大的隔膜。所以，当孔庙由“国家培护”转变为募修时，少见有黎民百姓的身影，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复旦学报》2023年第2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