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一、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东亚季风区北缘，横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个省区。这里地处内陆，为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总体上干燥少雨，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是地表景观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长期结果。根据环境考古技术分析，全新世以来今天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在距今10000年、9200年和8500年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气候增暖事件后，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大暖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其中在距今6000—5000年左右达到温度的高峰。全新世暖期的气候较今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2—3℃，降水量普遍较今为多。因此，在东亚夏季风增强、降水增加的中全新世时期，这一地区植被繁盛，风沙活动普遍偃旗息鼓，古土壤广泛发育。
大概在距今4000—3900年前后东亚地区发生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相继在距今4000—3500年期间结束。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在此事件之后的平均温度与现代相近，降水减少滞后于温度下降，大概发生在距今3700—3500年，表现为内陆湖泊水面降低，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这些现象与孢粉组合中草本成分增加、木本成分减少的现象结合起来，可以得出这一时期气候条件大致与现代相近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之后的3000年中，气候有过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但再未出现全新世暖期时那样的暖湿状况。而这一长时段气候变化特点，直接导致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发生了剧烈变迁。
全新世大暖期时期，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农业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发展，促进了农业人口爆发式的增长，使得农业人群逐渐占据暖温带、亚热带适宜农耕发展的区域。距今4000—3500年全新世大暖期在东亚地区结束，气候的持续变冷变干导致我国北方原始农业文化的衰落，原来位于更北地带的牧业生产活动被迫向南转移。北方牧业人口的南迁与牧业生产方式的扩张，在时间上与全新世我国北方农业的全面向南退缩相契合。这一过程的后果是在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出现了一种混杂型的生计方式，即家养牛羊在旱作农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全新世气候的波动促成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逐渐形成。
二、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空间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与全新世冷干气候事件造成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同时，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石城。因为，这些石城内出土的器物以篮纹陶器、白灰面居住遗迹、袋形灰坑为主要特征，同样的文化遗存也见于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故被认为属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分布较为密集，大多有石砌城墙保护，且分布在河谷断崖上。故这些石城又被称为龙山石城。
位于陕晋蒙交界地区的龙山古城如石峁遗址、芦山峁遗址等数量相当可观，规模大小不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防御性的坚固的石砌城墙。在规模较大的城址中，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发现有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和宫殿遗迹。这些现象说明，该区域在这一时期不同人群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甚至有发生较大战争的可能；大型石城遗址预示着当时这一地区的人群已经有相对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修建大型工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甚至可能已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这些规模不等的石城就是各级社会组织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在这些龙山文化的早期石城中，其形制、规模都已表现出与后来的商周城址相近的特点。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有着不同等级规模的石城表明这一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已开始进入国家的初级形态。
三、龙山石城与中华文明早期之间的关联
根据中国上古传说，中华文明始自三皇五帝时期。虽然我们知道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但在这些古代传说中，神农氏曾有过“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的事件，黄帝也曾“为五城十二楼”，这些记载或传说显然表达了城与早期中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龙山石城重加检视，也会发现这些古城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作用非凡。龙山石城的出现，与这一地区在全新世中晚期开始形成的农牧共存生计相关。由于气候较前一时期变冷变干，位于农牧交错带北方的游牧人群一方面通过不断迁移，以便寻找更为合适的农牧之地，即所谓的“逐水草而居”，不断向南与已形成原始农业的人群争夺农牧之地，进而迫使原本从事农耕的定居人群不得不修筑防御性的石城以抵御入侵的游牧人群。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原始农业所需要的水热条件都已无法得到满足，农耕人群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农田资源，也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龙山石城正是在这样的气候、生态变迁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修筑城墙工程量巨大，不仅需要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且也需要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动用大量人口修建石城。因此石城的大量出现必然表明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高，并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架构。特别是像石峁这样超级中心城市的修筑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表明需要动员与组织更辽阔地域范围的人群才能完成。换言之，石峁显然是更大区域的权力中心。龙山石城与区域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事实上，城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人也早已认识到。《黄帝内经》《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早期典籍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其中筑城是“卫君”的，君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有君就说明已有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已经有一定的复杂程度。这一点在石峁的城市形制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石峁最早建成的是处于城市权力中心的皇城台和内城，这说明石峁在形成之初，不过是众多农牧兼营的龙山石城之一，规模局限。但随着占据该石城的部族力量的不断增强，所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争战掠夺来的人口与财富也不断积累，使得它有能力修建更大的外城。由石峁遗址可知，为了维护其农耕资源，与武装化的北方游牧人群对抗，原本分散的农业人群不得不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有一定组织与动员能力的社会集团。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所形成的这个新型的社会集团，为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而不至于被更为强悍的牧业人群所征服，便将农业和定居作为本族群文化标记，并将居住在其南的邦国贵族凝聚在一起，形成“夏”或“华夏”族群认同。
近些年我国境内不断发现的众多史前城址，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与早期文明形态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史前城址不仅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又与史籍中三皇五帝时期“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相呼应，也预示着先祖们开始在局部联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先期准备。而在这些史前城址中，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龙山石城，可以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在北方地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吻合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产物。全新世中期的冷干气候事件导致这一地区在全新世暖期时已形成的农耕业不断向南退缩，北方游牧人群开始进入，该地区逐渐形成了农耕和畜牧并存的生计模式，并引发了较为突出的生态危机。在今陕晋蒙交界的农牧交错带兴起的一批龙山时期石城，从其时空分布和规模等级格局来看，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不同生计的族群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因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引发了频繁的武装冲突。其后果就是原本分散的族群通过战争与联合，逐渐形成“诸夏”“华夏”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显然，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出现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存在着密切关联。
摘自《江汉论坛》2023年第2期，原文约73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