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逸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
【摘要】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不仅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歌曲。普法战争后，《马赛曲》最早由王韬以诗歌的形式介绍至中国，此后出现的各译本经历了由文言格律到白话诗的翻译过程。《马赛曲》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实践，启发了诸多爱国革命歌曲的创作。《马赛曲》蕴含的民族情感与斗争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以《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效用。
一、《马赛曲》及其早期译介
1792年4月下旬，法国军官鲁热·德·利勒在防御普奥联军的前线重镇斯特拉斯堡创作了《莱茵军团战歌》。同年夏天，高唱着这首歌曲的马赛联盟军进入巴黎，在8月10日的战斗中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此后，这首歌曲以《马赛曲》的名字迅速传播。对内，它鼓舞了18世纪至19世纪法国人民的历次革命运动，表达了追求新世界的美好愿望；对外，它吹响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号角，重申了捍卫祖国的坚定信念。1879年，经众议院讨论，《马赛曲》事实上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歌。
一般认为，晚清思想家王韬是将《马赛曲》歌词翻译为中文的第一人。1870年春，王韬结束了两年有余的欧洲之游后回到香港。同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此后，王韬和张宗良编译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新闻，于1873年至1874年间将之结集出版，是为《普法战纪》。在该书第一卷关于战前情势的报道中，对这首歌曲进行了详细介绍。据王韬所述，这首歌曲的主旨是反对国王的残酷统治，它常常在乱世危局之际演唱，平时则受到严格限制，偶有演唱者则会被警察逮捕，视作叛徒。王韬是用中国古典七言诗的格律来翻译《马赛曲》的，每段前八句各异，后四句相同，对应《马赛曲》的五行副歌。不过，这一译文与鲁热·德·利勒的文字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无法与原诗各段匹配，只能说二者同样传递了鼓励英勇战斗的精神。王韬还简单地比较了中西方的诗歌传统，强调《马赛曲》的代表性。梁启超虽然对王韬一生的翻译成就评价不高，但肯定了他的《马赛曲》译稿，认为王韬的文字大体反映了法国的立国精神。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二十日刊行的《新新小说》“音乐”栏目，登载了《马赛曲》第一段和副歌的法文原诗、中文译稿、法文五线谱和中文简谱。《马赛曲》由此可以用中文演唱。文中对歌曲译名的翻译有“法兰西革命歌”和“马塞页士歌”两种，译者署名“侠民”，侠民的译文可以与《马赛曲》逐句匹配，其内容和意义也更贴近原诗。但译者选用了楚歌的形式，以优雅的文言文进行翻译。据学者考证，这一文本是来自震旦学院的传唱词，在同盟会成员陈景韩主编的杂志上刊出，侠民极有可能是清末的爱国知识人龚子英。在日俄战争爆发的背景下，译者借此传达了朴素的爱国情感。这个译本在清末民初流传甚广。
1917年，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灵霞馆笔记”专栏中，详细介绍了鲁热·德·利勒创作《莱茵军团战歌》及其演变为《马赛曲》的经过，并在结尾处附上国外对《马赛曲》的两则评论。刘半农在文中表示，自己曾见过《马赛曲》的十余种英文译本，但即使其中最佳的译文，也与法文原诗相去甚远；而现有的两种中文译本，牵强晦涩，无法反映《马赛曲》的原意。因此，刘半农首先将法文诗稿以“句句对义”的方式转化为英文“散文”，再将之由英文译成中文。文章收录了《马赛曲》七段全部的法文、英文、中文歌词，在不擅长法文的前提下，刘半农尝试寻找翻译《马赛曲》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篇与原诗较为贴合，内容完整、文笔优美的诗歌，可惜不易传唱。但不可否认的是，刘半农的译文在此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被各类报刊转载，而且被收入中学课本与文集，即使从巴黎学成归国的黎东方重新编译《马赛曲》，也只是对刘半农的译文稍加删减编排。
然而，也有人对刘半农“文白参半”，经英文转译的歌词不甚满意。1920年，马骥良以《马赛曲》的法文原诗为底本，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了《马赛曲》七段的全部内容。马骥良用白话文翻译的诗稿通俗易懂，且与法文原诗字字对应，不足之处在于，每句长短不一，如果用于演唱，还需调整。自此以后，以白话文翻译的《马赛曲》歌词不断出现，这些白话文译词较好地反映了《马赛曲》原诗的大意和精神内涵，有助于《马赛曲》在中国的传唱。
从清末到民初，《马赛曲》的歌词翻译经历了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其中一些译词的变化，更折射出近代中国人的观念转型。随着《马赛曲》不同译本的传播，近代中国关于《马赛曲》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
二、《马赛曲》与近代中国的国歌
国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法国国歌《马赛曲》影响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讨论与实践。
在正式外交场合演奏国歌是国际交往的惯例，出使西方各国的清朝官员在此过程中首先意识到了国歌的重要性。不过，清朝确定国歌的过程历时颇久，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四日，清政府才正式公布了第一首官方国歌《巩金瓯》。
此外，符合现代国家要求的国歌应当具有团结国内民众的凝聚力，法国国歌是一个很好的典范。1912年以后，中华民国教育部、外交部试图制订新国歌的尝试一直未能成功。故而，制订新国歌的呼声不断出现。1919年，《时事新报》刊登了若干篇研讨国歌问题的文章。其间关于国歌问题的讨论，既源自对现实国歌的不满，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爱国主义思潮和白话文运动相关。在此过程中，法国国歌《马赛曲》成为典范，得到了近代知识人的认可。
国民革命期间，《马赛曲》继续出现在有关国歌的讨论中。1926年至1927年间，《申报》刊登了多篇关于《马赛曲》的讨论文章。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人不仅对《马赛曲》的历史有一定了解，而且转向讨论它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意义。不过，训政体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3月决定以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暂代国歌，并在1937年6月将其正式确定为国歌。但是，这首由音乐家程懋筠谱曲的作品，风格与《马赛曲》存在明显差异。
三、抗日战争中的《马赛曲》
1931年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马赛曲》成为救亡宣传的重要媒介。在理论层面，知识分子通过援引《马赛曲》的历史来呼唤爱国主义精神。在民众中，《马赛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方面，一些工具性辞书收录了《马赛曲》的词条。另一方面，《马赛曲》出现在音乐教育中。通过工具书和教育的普及，《马赛曲》的动员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与此同时，一批在《马赛曲》基础上改编的作品应时而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赛曲》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马赛曲》寄托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在国民党统治区，《马赛曲》呼唤着民族精神的弘扬。1939年4月10日在广西召开的音乐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就“抗战诗歌”问题展开讨论，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承载了民族精神的歌曲所拥有的巨大生命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出版的《阵中日报》发文表示，希望作曲家谱写中国的《马赛曲》，以此教导军民握紧武器进攻敌人，使敌人感受到“四面倭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马赛曲》是鼓舞军民战斗热情的旋律。
可以看到，《马赛曲》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赋予新的意义。它融合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精神等多种情感，凝聚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热情；而对于《马赛曲》普遍性意义的弘扬，也充分反映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从《马赛曲》和《国际歌》到《义勇军进行曲》
近代中国对于《马赛曲》的理解，始终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歌和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两种意涵交织展开，其中很多关于《马赛曲》的解释，都将之与另一首同样诞生于法国的革命歌曲相连，即《国际歌》。
事实上《国际歌》的创作与《马赛曲》关系甚大。在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响下，欧仁·鲍迪埃写作了《国际歌》的初稿。这份诗稿虽未配有任何曲谱，但结构与《马赛曲》完全一致。可以说，鲍迪埃写作《国际歌》时，脑海中始终蒙绕着《马赛曲》的旋律。不过，直到1887年去世前不久，鲍迪埃将重新修改的《国际歌》收入个人作品集中，这首诗作才逐渐为人所知。另一方面，由于《马赛曲》在1879年后为法国官方所用，社会主义者需要一首能够与之区隔的歌曲，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为《国际歌》谱写了新的旋律。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青年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期间，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在现实斗争中学会了用法语演唱《马赛曲》和《国际歌》，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1920年，中文语境中出现了两个直接译自法文的《国际歌》译本；之后以俄文为底本翻译《国际歌》的瞿秋白、萧三、陈乔年等人，也有过学习法文或留法、留苏的经历。1926年，中国共青团宣传部主任李求实出版了《革命歌集》，其中收录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等15首歌曲；他还按照《马赛曲》的曲调为作品《前进》填词。邓小平在1929年百色起义前向当地青年教唱《国际歌》；在1936年8月2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联欢晚会上演唱了《马赛曲》。蔡畅等人在长征途中演唱《马赛曲》的场景，康克清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1939年2月14日，陈毅在新四军军部欢迎周恩来的大会上用法文演唱了《马赛曲》，并受其影响参与创作了《新四军军歌》。通过演唱革命歌曲，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传递着顽强不屈的意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马赛曲》和《国际歌》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有启发作用。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与《马赛曲》和《国际歌》具有相似性。这三首歌曲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都得到了高度重视。
1949年9月，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中，大部分委员对提名《义勇军进行曲》表示赞同，但一些委员指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不符合当前形势。对此，张奚若等人以《马赛曲》为例，强调了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完整而不作修改的必要性。这种说法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出现在党和国家组织的官方活动中，而《马赛曲》和《国际歌》则在中法交往的场合被多次提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革命年代学习演唱的《马赛曲》和《国际歌》以及相关知识，在1949年后成为推动中法交流、增进理解互信的桥梁。要之，《马赛曲》和《国际歌》在法国看似属于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的不同维度，但在革命传统下，两首歌曲一脉相承，共同作用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斗争，与《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交响。
法国大革命爆发二百周年之际，音乐史专家弗雷德里克·罗贝尔勾勒了《马赛曲》两段平行的历史：在法国国内，它是战争与革命的象征，对比鲜明，存在争议；在世界范围内，它是法国和革命的双元符号，毫无争议地为人类所共有。《马赛曲》是一份文本，无论是对歌词的翻译还是对歌曲的介绍，都呈现出近代中国对它的理解始终与民族国家和革命斗争紧密相连。受《马赛曲》启发，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如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歌，推动了民族意识的形塑和现代国家的建设。抗日战争期间，《马赛曲》作为斗争武器，它的歌词、旋律以及受其影响的新作品，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所公认的战斗旋律。革命歌曲的创作背景和词曲意义总是相通的。诞生于法国革命中的《马赛曲》和《国际歌》，经过俄国革命的传布，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实现本土化，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感，而且影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的创作。可以说，这些革命歌曲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鼓舞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历程。
摘自《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