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歌曲也伴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并在七七事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书写，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颂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强调了全国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彰显出中华民族有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随着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和不断发展，抗日救亡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使得“中华民族”观念在广大群众中流传开来，这对“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救亡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14年期间，究竟有多少抗战歌曲面世，没有人做过权威的统计，也很难统计。王续添指出：“到目前为止，能够见到收录最多的是抗日名将阚维雍之子阚培桐编的《救亡之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全书8卷，收录抗战歌曲3621首，该书由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这些歌曲的署名词曲作者共有1800多人，还有不少佚名的。这些署名的词曲作者不仅包括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著名的曲作家和词作家，也包括了于右任、冯玉祥、陈毅、杨靖宇等军政要员。”其中歌词中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抗战歌曲占全书歌曲总数的1／6。就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书写来看，这些歌曲有如下特点：首先，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其次，颂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再次，强调了全国各族人民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最后，彰显出中华民族有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些抗战歌曲的词曲作者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广大民众的传唱，以影响民众，影响社会，从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因此，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黄自为代表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第一批抗日救亡歌曲起，上海、广州等地就开始了群众歌咏运动，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淞沪抗战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攘外先必安内”的基本国策，抗战救亡歌曲的创作转入低潮。与此相一致，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基本停止。但到1935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起来，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因而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5年年初，上海成立了近百个群众歌咏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良模、吕骥等人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尤其是民众歌咏会，很快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会员的团体，并在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分会。“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活动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蓬勃开展。1936年6月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借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上海南市体育场举行了盛大规模的歌咏大会，民众歌咏会的700多名会员和5000多名民众参加，由刘良模任指挥，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救亡歌曲。7月，吕骥主持的聂耳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中华职业教育社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上海歌曲作者协会、中国诗歌协会、民众歌咏会、蚁社歌咏会等15个歌咏团体暨电影界、文化界人士，大家一起演唱聂耳创作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22日，上海各歌咏团体在鲁迅葬礼时举行声势浩大的挽歌游行，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在此前后，冼星海、张曙等人还在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最大的救亡歌咏活动。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群众歌咏运动进一步发展。1937年8月，上海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救亡歌咏协会，全市共有50多个歌咏团体参加。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1938年1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宣布成立，这是音乐界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抗战救亡歌咏组织。
3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文协呼吁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不分派别，不分新旧，只要赞成抗战，只要不是汉奸，就要最大限度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之中。4月，在冼星海、张曙等人的组织下，武汉举行十数万人参加的火炬歌咏游行。10月，在国共合作的框架内，国民政府组建以郭沫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作为国统区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以推动国统区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冼星海、张曙、沙梅、林路等一大批音乐工作者皆以三厅成员身份投入当时的抗日音乐活动中，先后组织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集会、抗战献金音乐大会等一系列有一定规模的群众歌咏活动。武汉沦陷后，重庆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中心。
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吕骥、郑律成、向隅、李劫夫等音乐工作者深入陕北、晋察冀、内蒙古、皖南、苏北等敌后根据地开展音乐活动。与此同时，无数支“救亡演出队”“战地服务团”和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队活跃在广大城市、乡镇和农村，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边疆地区，也常常能听到群众歌唱抗日歌曲的声音。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在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人们在演唱抗战歌曲时，就不可能不演唱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歌曲。这样，演唱者和听众也就不可能不受到耳濡目染，而认同和接受“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抗战歌曲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喜欢传唱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这两首抗战歌曲中都包含“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歌咏活动中，“中华民族”观念也就会被演唱者和听众所记住、所接受。
《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包含有“中华民族”观念歌词的抗战歌曲不仅为广大汉族民众喜爱和传唱，也为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民众所喜爱和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中悲愤而充满爱国激情的歌声，所表达的正是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自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后，“中华民族”观念大致经历过民国初年的初步发展、五四运动后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几个阶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毛泽东论述的“中华民族”，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第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经过数千年的交往与融合，各民族已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第三，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从此，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定义以及“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共识和根本遵循。
正因为毛泽东确立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数千年的交往和融合，各民族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离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这一民族共同体的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提出了实现各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各项方针政策，因而得到了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拥护。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毛泽东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也日益深入人心，在今天，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共识。坚持这一基本共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定义“中华民族”以及确立“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涵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长征途中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少数民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对“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战时期的广泛传播和最终形成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