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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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新剧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2期 发布日期: 2023-07-05 浏览次数:

【作者】郑立柱,河北大学历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大学红色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话剧、歌剧等新剧种逐步兴起,形成与传统戏曲相对应的革命新剧。在晋察冀边区的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新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边区创建之初,戏剧工作者多上演外来剧以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亡。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戏剧工作者开始以边区现实生活和斗争为素材创作新剧。至文艺整风运动前,晋察冀边区革命新剧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困扰戏剧创作的瓶颈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革命新剧的创作迎来了新的高潮。边区革命新剧在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配合并推动了各项工作,成为民众动员的有力武器。

与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不同,话剧、歌剧等剧种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而兴起的,且使用新的语言、新的艺术形式,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呈现出全然一新的面貌。除形式和内容外,革命新剧在发展历程、历史地位和作用、与中共革命互动关系等方面也有别于传统戏曲。

一、待唤醒的民众

抗战前的晋察冀地区,民众一般“无政治认识,没有组织与训练”,对国事极其冷漠。日军全面侵华后,晋察冀地区不少民众对国事依旧无知和冷漠,这导致其政治感觉麻木、参与意识淡薄。更为甚者,不少人仍抱有“谁当朝就给谁纳粮”的思想,对日军侵华并没有感到切肤之痛。显然,上述情形如不改变,敌后抗日根据地将很难创建、巩固和发展,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将是一句空话。

面对民众政治意识淡薄的严峻形势,如不开展深入、持久的民众动员,“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193710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晋察冀省委,其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工作方针之一是“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反日斗争特别是反日的武装斗争”。最初,为动员群众拥护、支持和参与抗战,抗日工作人员往往召开村民大会,但工作人员在台上大声疾呼,哪怕喊哑嗓子,下边群众还是为数不多,而且你来我往,站不稳脚,听不入耳。所以号召力不强,宣传效果不大。此外,群众对政治宣传类的集会不感兴趣,参与热情很低,召集起来颇为困难。以至于不少地方出现了强迫群众参会的现象。这些情形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和警惕。

显然,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找到一种易为民众接受,且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晋察冀边区是地处山西、察哈尔、河北交界处的偏僻乡村,文盲比例高达80%,即使是识字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也极低。在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乡村社会,戏剧是动员和引导民众最有效的手段。在抗日宣传的实践中,抗日工作人员逐渐认识到戏剧在民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晋察冀边区各地组建了许多戏剧社团,广泛运用戏剧形式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

二、上演外来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戏剧人才缺乏,一时很难创作出与敌后现实相结合的新剧目。被称为旧戏的传统戏曲,“大多是毫无一点抗日的内容,而且还有许多诲淫诲盗的成分,以及迷信的说教”,不但无益于抗日救亡宣传,往往还背道而驰。上述因素决定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各剧社多学演从大后方或延安传过来的剧目。

各剧社上演的外来剧目,多为以独幕剧、活报剧、时事煽动剧等形式出现的通俗、小型的宣传鼓动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等,这些剧目适应抗战宣传之急需,具有灵活多变的战地“游击”演出的特点。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演出频率最高。之所以如此,在于这出小戏不仅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明显的现场鼓动效应,而且其演出方式也极为简捷:不需要幕布遮挡,不设置布景和大道具,在村中随便选块空场地就能开演,观众可以围在四周观看。于是,《放下你的鞭子》便成为各剧社最初开展抗日宣传时的首选剧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出外来剧目的过程中,晋察冀边区戏剧工作者也逐渐发现这些外来剧目,特别是从大后方传过来的剧目,其内容与边区军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多有距离,已很难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外来剧目毕竟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显然,当时形势迫切需要边区戏剧工作者自己创作剧本,以期更好地完成抗日宣传与民众动员的历史使命。

三、文艺整风前的革命新剧

由于上演外来剧已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迫切需要,晋察冀边区各剧社便陆续开始运用根据地的素材自己编写新剧本。街头剧也称广场剧,是一种短小活泼的戏剧样式,多以群众关心的政治斗争为题材,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鼓动性、时效性、通俗性,能够及时反映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因常在街头演出而得名。为配合具体工作,晋察冀边区戏剧工作者创作演出了多部街头剧。由于街头剧短小灵活,剧情简单,语言通俗,容易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农民和士兵所接受,因而很好地发挥了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武器作用,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活报剧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出现的一种新剧种。文艺整风前,晋察冀边区创作和演出的活报剧剧目主要有《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歌活报)、《反扫荡秧歌舞》(秧歌活报)等。活报剧多根据报纸上的新闻或新发生的社会事件,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利用当地流行的调子和方言,随时随地进行风趣形象的演出。因之,活报剧的剧本是有时间性的,往往随时创作、随时表演、随时废弃。尽管如此,活报剧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新歌剧如何敏锐地反映“时事”和处理群众场面提供了经验和启示。1942年以后,晋察冀边区的活报剧创作逐渐减少。解放战争时期,几乎没有活报剧创作。

文艺整风之前,晋察冀边区创作和演出的歌剧主要有《亡国恨》《赵大虎放哨》《农村曲》 等。这一时期的歌剧创作,为民族新歌剧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经验,在解放区歌剧史乃至中国歌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话剧是不需要规范的程式化动作、繁难的唱腔和锣鼓经的剧种,未受过系统训练的人也可以上台表演。边区剧协成立后,又将提倡和发展话剧作为边区戏剧运动的重点。因此,文艺整风前话剧的发展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这一时期的话剧主题和题材都与民族战争、人民战争有关。一方面,战争是当时生活的主旋律,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有形无形地影响和改变着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在这种战争环境中的戏剧工作者,在话剧创作中表现有关战争的主题,描写和战争相关的题材,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话剧作品的主要人物是工农兵,特别是农民和部队指战员。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工农兵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呈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因而,话剧在晋察冀边区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也有明显的不足:其一,部分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现实服务,未能充分体现中共的方针与政策;其二,部分作品不能正确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形象;其三,很多戏剧作品存在着公式化倾向。上述问题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戏剧工作者对戏剧与政治的关系、戏剧为什么人、戏剧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认识不清或尚不深刻。随着文艺整风的开展和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戏剧工作者开始了广泛的“下乡”“入伍”活动,其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素质得到显著提升,戏剧创作中的相关问题也大多迎刃而解,晋察冀边区戏剧迎来了新的繁荣与发展。

四、文艺整风后的革命新剧

19427月开始,《晋察冀日报》陆续发表中央整风文件及《解放日报》的相关社论。边区文艺工作者结合边区文艺界的实际,开始了对整风文件和相关社论的学习。1943年秋冬之交,毛泽东《讲话》以油印本的形式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流传。边区文艺界随之掀起了学习《讲话》的热潮。文艺整风和学习《讲话》后,戏剧创作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决,革命戏剧更重视吸收民族、民间传统的营养,学习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有了新的进展。

文艺整风和学习《讲话》后,写真人真事成为晋察冀边区戏剧创作上的一个新现象。如多幕话剧《李殿冰》是根据曲阳尖地角村民兵李殿冰抗击日军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该剧以真人真事为前提,如实地反映现实才能产生强有力的宣传和教育功效。晋察冀边区戏剧工作者更加坚定了“为英勇的战士而歌唱,把大众的生活、斗争演出在舞台上”的方向,工农兵成为戏剧作品的主人公。戏剧工作者也开始与工农兵勠力合作。为了当地群众能够接受起见,这一时期的戏剧作品,剧情用当地故事,台词用当地方言,还听取观众的意见来改编剧本。演员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戏剧创作在克服公式化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如话剧《李国瑞》写李国瑞的落后转变,不是公式化的,而是通过活生生的部队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性,来表现李国瑞转变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观看该剧演出时,称赞该剧是一出好戏。

概言之,文艺整风后的革命新剧将边区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高尚品德、 动人事迹借助于舞台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了他们所尊敬的英雄模范人物和所进行的斗争,倍感亲切。如此,使戏剧艺术更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人民群众,为群众所欢迎。

五、革命新剧影响下的边区民众及社会

中共抗日根据地虽然是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先进的地区,但又是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地区,在那里既有符合人性、人情、时代的风俗存在,更有不符合人性、人情、时代的恶风陋俗存在。边区戏剧对乡村落后风俗进行现代意识的观照与批判,给农民思想带来了一些冲击,加快了农民觉醒的步伐。

革命新剧坚定和增强了民众的抗战信心。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在群众中散布了许多亡国论调,在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悲观失望情绪。而《胜利归来》《游击队》两个戏的演出,批驳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革命新剧对坚定和增强民众抗战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提升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阶级觉悟,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即是很好的例证。

革命新剧对于改变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开辟前,乡村民众对军队非常厌恶与轻视。对军人的认知与评价,决定着乡村民众极不愿意与军人交往,对军人往往采取躲避或敬而远之的态度。八路军骁勇善战、抗日坚决、纪律严明、拥政爱民,与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和英雄事迹,在中共根据地的戏剧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进一步增加了民众对八路军的好感,极大地巩固了军民鱼水情。革命新剧在反迷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次军民联欢晚会上,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演出了反对封建迷信的话剧《一心堂》,受到高度评价。革命新剧也有助于增强乡村民众的劳动观念。总体而言,一方面,晋察冀边区革命新剧提高了边区普通民众的思想觉悟,让他们从落后、简单、陈腐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革命新剧也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在教育和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革命新剧在民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和巨大作用,得到了极为形象的呈现。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处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能否打赢战争关系着边区的生存与发展,自然成为边区中共政权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而动员广大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则成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因素。晋察冀边区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无不围绕着动员民众、打赢战争这一目标来制定。具有特殊宣传教育功能的戏剧自然受到高度重视,被寄予厚望的戏剧,自然也被赋予了重要的责任和崇高的使命。

革命新剧多以抗日和民主改革的实践为素材,回应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反映抗日根据地最新的生活和斗争,很容易引起民众情感共鸣,使其共情入戏,因而极大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成为边区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民众欢迎。在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革命新剧也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鼓动,极大地推动了“落后的山沟小道穷乡僻壤变为进步的地区”,对动员民众支持、参与抗战和民主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自《福建论坛》2023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