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20世纪初，中国的工农大众多数不识字，工人夜校和讲习所从建党伊始就是中共革命人接近和组织工农大众的重要渠道。从20世纪30年代劳工教育的历史来看，不同政治文化力量都聚焦劳工大众的教育，包括民国社会精英、乡村建设教育精英、基督教青年会进步主义精英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等。
一、也到女工中去：女青年会劳工教育的转向
朱冰如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烟厂——颐中烟厂的一名女工。朱冰如参加的浦东女工夜校不仅教识字，而且组织阅读，开设演讲会、报告会，每周三给女工讲时事，还组织歌咏、戏剧表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朱冰如进入夜校特级班，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文学。同时，朱冰如开始做其他女工的识字小先生。夜校同学张德珍，也是朱冰如所在烟厂的工友，她们在工友中开设了一个读书识字班，逐渐发展到180多个工友。1934年年底，夜校的地下党组织发展朱冰如为中共党员。此后，朱冰如继续在烟厂工作，做工友的小先生，普及革命和抗战时事，协助党组织动员女工。新中国成立后，朱冰如成为上海职工业余夜校的一名教师。
朱冰如所在的浦东女工夜校是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工厂较为集中的闸北、浦东新村、杨树浦等地相继建立的六所女工夜校之一，学生包括来自棉纺、毛纺、绢纺、丝绸、印染、染织、卷烟、食品等工厂的女工。从这些女工夜校中走出了很多像朱冰如一样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女工组织者和领袖。她们把最初的“政治觉悟”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参加女工夜校的经历。女工夜校建立、发展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党组织和“五四”时期建立的平民学校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恰恰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内部发生了政策性的转变，提倡劳工干事到女工中去。
基督教女青年会是近代中国较早关注女工和童工社会问题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早期劳工运动组织者李大钊就注意到了女青年会的作用。女青年会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传教机构，该团体首要目的是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其传教目的居于次要地位。女青年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心是吸收当时中国为数甚少的女学生，引导她们关注城市底层劳工，以服务为理念开展社会工作。20年代初期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劳工委员会一同展开了系列社会调查，在大学中开设劳工调查课程，任命专职劳工部干事专注各地劳工状况，在上海、天津、烟台、宁波、武汉等现代工厂密集的口岸城市开展劳工状况调查。女工夜校组织者和教师邓裕志、吴元淑等女青年会干事这一时期都参加了社会调查，并对劳工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
1927年之前的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重心是舆论宣传，即通过社会调查、制造舆论来促进立法，改良劳工条件。1927年前后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基督教青年会内部社会福音派崛起，这些因素最终使女青年会组织者清楚地意识到，此前舆论宣传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推进童工、女工等问题的解决。1927年9月召开的“全国女青年会劳工干事会议”讨论了女青年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劳工干事在帮助女工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与会女劳工干事一致认为深入女工的教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1928年邓裕志接管浦东校区后，对学校的课程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此前女青年会在上海已经建立了4处平民学校，教女工识字、算数。她设计的新课程把识字、写作等基本技能嵌入工厂、劳动条件等主题场景。课程还引入了演讲、讨论、唱歌、戏剧等形式，让女工全面地融入学习当中，教会她们在未来的工人运动中可能需要的技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女青年会劳工教育的内涵再度激进化，提出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在1933年11月召开的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委员吴耀宗指出为了实现社会改造，青年会需要积极主动地“组织民众”。他强调教育在组织民众中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在民众当中播撒全面改造意识的“新的社会教育”，这样的社会教育将肩负起组织和联合工农大众的任务。
1928年后，以吴耀宗、邓裕志等引领的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由舆论宣传转向劳工本身，在女工当中培养稳健干练的劳工领袖，发展自力更生的女工群体。女工夜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邓裕志等青年会劳工干部深入女工，发展以女工为主体的劳工教育。她们与此时聚集在城市当中、实践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有着十分相似的实践重心和方向。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吸纳了大量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
二、相遇革命者：左翼革命知识分子进入女工夜校
1933年年底女青年会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田汉、丁西林等左翼文艺人已经在浦东女工夜校给女工们拍戏上课。邓裕志接管女工夜校以后，学校发展迅速，但出现了师资短缺的问题。1933年后，夜校老师大多来自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之下的剧作家联盟、教育工作者联盟等。最初很有可能是夜校校长邓裕志通过陶行知接触到了田汉以及此时聚集在城市当中的左翼革命文艺人，并请他们来夜校授课。
“剧联”和“教联”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授课，不只是机缘巧合。大革命失败后，城市的革命活动由武装暴动转向贴近劳工日常的宣传教育，许多革命文化人从各地集中隐蔽于上海，1930年起“左联”下的各文化领域联盟纷纷成立，倡导革命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发展革命文艺，培养工农大众的阶级意识。工厂、夜校、图书馆、剧场等都成为此时聚集革命文化力量和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的阵地。
有些革命青年是通过“剧联”形成的人际网络来到女工夜校教书的。1935年“剧联”解散，吕骥等组织成立了“业余合唱团”“词曲作者协会”，这些组织扩大了城市革命文艺的群体，吸收了孟波、麦新等城市革命文艺青年，也向女工夜校输出了一批青年教师。
“教联”也是夜校教师的来源之一。“教联”成立后，由于在正规学校中活动困难，“教联”的活动开始转向社会教育，借助识字班、读书会、话剧团、图书馆等吸引更多的社会底层群体加入，与陶行知、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在各工学团、幼儿园以及女工夜校开展活动，深入大众。1933年女工夜校出现师资短缺的状况后，党“通过不同的社会关系”，陆续派送了一批党员、团员和进步群众到夜校充实师资队伍。
总而言之，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师资短缺，吸纳了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左翼革命青年并不是以工人运动鼓动者的身份投身革命，而是播撒革命思想和缔造革命文化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他们教女工识字、唱歌、演戏，创作大众接受的革命文艺作品和样式，启发女工的阶级自觉，培养发展工人党员和工人运动组织者，这都是革命工作本身。
三、夜校的教育革命：培养女工阶级意识的“小先生制”
左翼革命知识分子教师的到来，也深刻地改变了夜校的女工教育。1933年徐明清将“小先生制”引入夜校。“小先生制”是陶行知20世纪30年代初建立山海工学团期间构思并发起的“即知即传”的语言教学运动。实行“小先生制”，有助于女性的自我教育，而且，“小先生制”是一种成本相对低廉的社会教育和组织动员形式，此时不同的社会教育和政治力量都争相采纳“小先生制”。
针对上海女工多、年龄小、部分有识字愿望的状况，1932年秋，徐明清、王洞若等已经在晨更工学团农工子弟当中推行“小先生制”了。1933年秋，徐明清将“小先生制”引入浦东女工夜校。徐明清来之前，邓裕志在1928年已经革新了此前的平民识字课程，把识字、写作等基本技能嵌入工厂法规、描述劳动条件等主题场景，鼓励工人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劳工的权利。徐明清等革命教师更进一步用政治经济学启发女工学生重新认识她们的劳动经历和她们周围的世界，挣脱宿命观，培养女工的阶级觉悟。
夜校的女工小先生大多出自1933年夜校新增设的特级班。特级班的教材加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徐明清等夜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工人的生活经历讲授政治经济学知识，启发女工重新认识自己劳动的经历。特级班小先生把自己在夜校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初级班的女工，并且在更大范围的工人群体中传播。除了学习课本，徐明清等夜校特级班老师利用时事、文学激发女工对世界的认知。每周教师会给女工们讲时事，组织阅读和讨论进步书报和小说。小先生新课程革新了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邓裕志1928年设计的识字课程。特级班教师结合女工自身的经历，利用识字来培养工人的阶级和政治意识，帮助女工摆脱宿命观，培养女工小先生对自身劳动经历和世界的革命认知。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特级班和“小先生制”培养出了一批政治觉悟高、活动能力强的女工组织者。
四、夜校的教育革命：再现女工情感和生活的歌咏与戏剧
1933年后，吕骥、麦新、姚时晓等剧联成员加入女工夜校，教女工唱歌，为她们排戏，与女工展开深入的互动。城市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当中开展的音乐和戏剧教育，不仅是一种辅助和宣传的工具，更是以工人能理解的方式再现工人生活经历和情感这一实践本身。他们与工人的互动更为深入，更重视女工的经历和情感。此时女工夜校也涌现出一批为后人熟知的大众文艺作品以及像吕骥、麦新、姚时晓这样的大众文艺先锋。
夜校的老师不仅教唱歌，还为女工直接创作歌曲。正是在女工的鞭策和鼓励下，孟波与麦新等开始尝试创作歌曲。他们还结合时事帮助女工理解歌曲的情感。吕骥、麦新等夜校的合唱老师与女工展开深入的互动，让她们在歌唱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听见彼此，姚时晓等戏剧老师则尽最大可能在舞台上再现女工的经历，让工友们看见彼此。1935年后“剧联”崔嵬、丁凯等先后在兆丰路夜校教女工，后来到浦东夜校教或排练过戏的有陈波儿、兰萍、郁风、万籁天、徐韬等人。他们在夜校都经历了从剧本内容、语言、演出形式各方面的挑战，但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合适的剧本”。许多演出的剧本虽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工人的斗争生活，然而又与她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有一定距离。
女工演戏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语言。在与女工的互动中，姚时晓发现要工人演员演戏时勉强讲国语，结果是演员演不好、观众听不懂，反而减弱了演出效果。采用方言演戏以后，工人演员在排演时就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去丰富剧本的语义，很自然很细腻地表现出任务的思想感情。但是，姚时晓也认识到，方言的运用并不等于女工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就能直接搬上舞台，女工各自的出生地区不同，其口语往往习惯用各自的家乡土话。由此，在排练之前，姚时晓等往往需要从语言方面与工人“集体创作”。在语言问题上，在夜校工作的“剧联”成员都认识到，采取何种语言，是方言或者改良过的上海方言，都是形式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戏剧表演要与工人互动，表演要接近工人的生活。给女工拍戏的经历，使得姚时晓等“剧联”人更深入地了解了女工和她们的生活。姚时晓自己编写的独幕剧《别的苦女人》呈现了进步夜校女工的典型经历，赢得了工人的喜爱。
与此前邓裕志等建立的女工戏剧和歌唱实践相比，1933年后吕骥、姚时晓等引领的夜校工人艺术教育更加重视女工的经历和情感。他们的工人艺术教育不仅是一种辅助和宣传的工具，更是以一种工人能理解的方式再现工人生活经历和情感这一实践本身。与工人的深入互动也使得女工夜校涌现了一批为后人所熟知的大众文艺作品和先锋艺人。
1928年后，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由舆论宣传转向劳工本身，在女工当中培养稳健干练的劳工领袖，发展自力更生的女工群体。女工夜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33年左右女工夜校出现师资短缺的状况后，吸纳了当时已经深入工人当中、实践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左翼革命知识分子与青年会夜校劳工干事协作配合，与此同时，这些革命者教师也深刻地改变了夜校的女工教育内容和形式。女工夜校培养出了一批自觉而有组织能力的劳工领袖。女工夜校的历史彰显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现代中国劳工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当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
摘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