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05—1908年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应运而生，并且在短期内迅速发展，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该组织是俄国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其成员也属于俄国社会的新群体。它的历史是俄国女权运动兴起时期的缩影。但是，该组织的活动迅速归于平寂，证明了俄国女权运动跌宕起伏的艰辛历程。
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下文简称“联合会”）成立于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是俄国第一个提出政治权力诉求的妇女组织。
一、“新妇女运动”：“联合会”的建立和思想主张
俄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和翻译家沃尔肯斯坦是“联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她曾对1905年兴起的俄国女权运动作出重要论断，认为这场运动属于“新妇女运动”，“联合会”则是运动的旗手。
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有成规模的妇女组织活动。由于沙皇政府限制妇女公共活动的合法范围，她们主要集中于慈善和教育领域，这些领域符合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定义。但是，慈善和教育活动为她们提供了社会认可的途径，成为重要的训练场，从而历练了她们的组织能力，成为她们进入政治生活的基础。不过，俄国社会出现重大社会变革前，妇女伸张政治权利的机遇十分渺茫。随着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1905年“流血星期日”发生，沙皇政府陷入动荡，妇女活动家借机抓住政治机遇。在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普遍伸张政治权利的宏观局势下，俄国妇女活动家顺势提出政治主张。1905年4月，三十多名妇女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全国性妇女政治组织，即“联合会”。
“联合会”作为新型妇女政治组织出现，成为第一个提出政治目标的独立妇女组织。5月7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共三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契诃娃当选执行秘书。大会批准了“联合会”的章程。与同时期西方女权组织相比，“联合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显而易见。而且，基于俄国的时代背景，反对沙皇专制是俄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应作为俄国民主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亦可成为该进程的标志。基于“联合会”的基本判断，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俄国妇女在政治上被完全剥夺了权利。因此，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和争取俄国解放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从“联合会”的自我定位和修辞中可以窥见，她们不想另出风头，而是使用当时民主圈子普遍接受的语言，将自己纳入民主运动框架中。因此，在包罗万象的民主运动中，“联合会”只是一个小细胞，不能与大方向背道而驰，要成为它的进步辅助力量。正因如此，“联合会”具有女权运动史上罕见的类别特点。它始终避免贴上“女权主义者”或“妇女参政论者”的标签，对女权运动这类措辞也持谨慎态度
是否运用“女权主义者”的称谓，“联合会”领导层内部看法不一。尽管存在形式运用的争议，但领导层对俄国女权运动的本质认识具有共识，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的女权主义理念，而是基于俄国的政治社会现实，加以改造利用。
二、“英雄时期”：“联合会”的组织结构
“联合会”领导人卡里马诺维奇在1908年的报告中，用“英雄时期”总结“联合会”在妇女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在1905年革命背景下，俄国女权运动的成长十分迅速，谈论妇女权利似乎成为一时时尚，成为“英雄时期”的主要特征。柯伦泰形容这一现象时，称在1905年的俄国，似乎任一角落都能听到妇女的声音，以各种方式呼吁为她们提供新的公民权利。
正是在革命运动高涨气氛的烘托下，“联合会”组织发展迅速，继莫斯科成立“联合会”总部后，萨拉托夫妇女第一个响应号召，紧随其后成立分部；圣彼得堡妇女从报纸上了解到来自莫斯科的倡议，于5月份成立圣彼得堡分部。同在5月，“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19个城镇的分会派出70多名代表，300多名妇女挤满了集会大厅。至1906年春，“联合会”已拥有78个分支机构。中央委员会与113个地方办事处建立联系。最大的地方办事处位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按照“联合会”章程的要求，“联合会”的行政机构包括组成“联合会”的所有圈子和组织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地方代表和地方委员会。“联合会”不常设主席职位，由每次代表会议选出，其存在期间一直由契诃娃担任执行秘书。中央委员会、公职和特别委员会成员由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大会向他们发出指示，指导其活动，并处理“联合会”相关的所有问题。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中央委员会自行决定内部成员分工。中央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召开代表大会，每年至少两次，只有代表大会可以代表“联合会”发言。
在纳新和分支机构管理方面，“联合会”规章的包容性很强。“联合会”由全俄范围内希望加入“联合会”的圈子和组织构成，其成员视为“联合会”的实际成员，认同“联合会”目标的人，可视为候补成员。纳入新团体和组织，需经地方委员会或代表会议同意，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在市或县级行政单位中，若有三个以上圈子和组织属于“联合会”，由其代表组成当地委员会，各委员会共同选出地方主席团。与中央委员会沟通和参加代表会议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同时，“联合会”采用成员会费制。
“联合会”是结构分散的政治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由于成员政治倾向多元化，“联合会”始终秉承组织自主权原则，还制定了多方妥协策略。如果分支机构存在党际关系紧张的情况，可以独立分出小组。蒂尔科娃曾批评“联合会”的组织策略。松散结构导致组织原子化，看似成为“联合会”组织结构的弊病。这点在女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女工团体很容易快速抱团，也容易迅速瓦解。在1906年5月举行的“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活动家指出，加入“联合会”是女工在政治活动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政治意识提高，她们很快就开始为某个左派政党工作。事实上，“联合会”领导人早有预见。“联合会”的目的不是向妇女灌输单一意识形态，或要求她们对组织保持忠诚，而是尽可能多地容纳不同阶层和身份的妇女，培养她们的政治意识，敦促她们改变现状。
按照曾位列联共（布）领导人之列的柯伦泰的定义，她们无疑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注狭隘的性别利益，威胁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会”成员拒绝“女权主义者”的标签，更抵制“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定性。卡里马诺维奇就回应过此类抨击。在1908年全俄第一次妇女大会上，著名妇女活动家沙巴诺娃也提出，妇女运动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所有妇女的运动。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联合会”也没有将行动局限于某一阶级。“联合会”成员没有性别限制。“联合会”是相对开放的政治组织，成员政治取向各异。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妇女活动家，社会背景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她们普遍出身优越，有贵族背景，一些成员有犹太背景。
这种现象在俄国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中很普遍，他们大多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却往往走上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战争与革命的冲击下，传统的阶级结构趋于松散，处于流变过程，“联合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观念也不例外。无论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还是“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都无法准确概括她们的总体特征。她们唯一相对固定的身份，就是都属于俄国新兴的社会群体——妇女知识分子。“联合会”成员具有俄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怀有弥赛亚情结。这种弥赛亚情结源自负罪感。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正是这种面对人民的负罪感，促使他们迫切地为人民服务和献身。
三、“为了妇女解放”：“联合会”的宣传活动
1905年革命前后，俄国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十月十七日联盟”“立宪民主党”成立，并积极通过选举进入沙皇政府被迫成立的“责任内阁”和在国家杜马中建立独立党团。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被沙皇政府称为非法政党，它们都抵制在国家杜马选举，但是这两个政党在工人和农民中具有很大影响。以上政党都充分地利用1905年革命中沙皇政府有关“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法律规定，在俄国社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游说。“联合会”的主要社会活动方式也是宣传、招募和游说。
“联合会”在其存续期间，举行了无数次公开会议，有些会议甚至吸引多达5000名群众，并组织了请愿活动。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同时，沙皇政府严密监控妇女的公开社会活动。在重重钳制下，启蒙公众意识自然成为“联合会”的工作重点。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会”成立专门的出版委员会，出版书籍和宣传册。“联合会”主要领导人古列维奇、卡里马诺维奇和谢普金娜等人的作品通过“联合会”分支机构分发。除了宣发内部作品，委员会也出版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文献索引和不同政治倾向人物探讨妇女政治平权的著作。
除了书籍和宣传册外，“联合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妇女联合会》，这是“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延续和贯彻“联合会”的主张。《妇女联合会》的定位不是流行大众杂志，而是针对受教育的妇女。编辑多次解释这一策略，认为这类妇女可以接受“联合会”的观点。不同于其他妇女杂志，《妇女联合会》不讨论传统的家庭话题，行文基调十分严肃，甚至有很多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型杂志，为“联合会”后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编辑为不同党派妇女提供撰写空间，她们可以公开支持某一政党。不同观点的人聚集于杂志，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锋，“联合会”内部的分裂和攻讦也通过杂志展现出来。《妇女联合会》杂志从1907年出版至1909年，只存在了两年半时间，财务危机是主要问题。
1908年，俄国的总体政治抗议活动趋于衰落，女权运动发展态势亦同。“联合会”成员降至1500余人，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只剩24个地方有分支机构。在新政治形势下，“联合会”拒绝按照政府新规则转为合法组织，地方机构有权自行决定去留。由于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制，“联合会”最终解体。
俄国妇女运动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联合会”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它在俄国妇女史和妇女运动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联合会”的努力下，俄国各大政党和政治组织纷纷将男女政治平权写入纲领。
“联合会”的出现是俄国妇女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引领妇女运动深入到女权运动阶段。早在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就展开了妇女运动的历史进程，早期妇女活动家致力于发展妇女高等教育、提高妇女的就业机会。这些活动改善了俄国知识妇女的社会地位，历练了妇女活动家的组织能力，但公共生活的大门仍旧对她们半遮半闭，政治和社会领域更是视为禁脔。1905年俄国社会经历剧变，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俄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前所未有的政治机遇展现在俄国妇女活动家的面前。“联合会”成员受益于早期妇女活动的成果，对公共生活已不陌生，早就做好进入政治空间的准备。她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以知识分子自居，在组织方法上继承第一代妇女活动家的经验，利用革命的短暂间隙，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在“联合会”的引领下，俄国妇女运动转入“新妇女运动”时期，即女权运动阶段。在此期间，妇女问题的议题得到广泛扩展，不仅涉及妇女的教育和工作问题，而且囊括健康、生育、女工、女农和制止卖淫等问题。妇女问题也不再局限于小圈层的学术探讨，而是由理论转化为行动，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影响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联合会”明确了妇女问题的优先级，将致力于妇女选举权列为解放妇女的头等事项，为“新妇女运动”指明了目标。
“联合会”没有孤立地解决妇女问题，而是将妇女选举权作为俄国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内容，让女权运动融入更广阔的社会运动中。“联合会”选择这一行动方向，源于其独特的思想主张。它不像传统妇女运动那样温和，也不像西方女权主义者那样激进。“联合会”固然以西方同行为师，吸取她们的经验教训，但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加以改造利用。为了避免引起社会不适，“联合会”的成员大多不喜欢自称“女权主义者”，更喜欢“平权主义者”的称号。她们视自己为民主浪潮中的一朵浪花，顺势而行，认为妇女问题只是普遍民主问题中的一个环节。为了同立宪民主运动相结合，“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该组织也向男性敞开大门。
1906年后俄国革命形势落入低潮后，“联合会”将工作重心转至出版宣传工作，以杂志为中心建构虚拟论坛，继续未竟之业。期刊继续集合不同政治态度的妇女，向知识阶层传达两性平权的观念，在无形之中建构了俄国女权主义的知识思想和话语体系。
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