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广军，李心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袁甲三与胜保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督师安徽的两名主要大员，对安徽政局的影响举足轻重。袁、胜两人先后入皖，在共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矛盾重重，并未形成清廷所寄望的“和衷共济”局面。在袁、胜之争中，袁甲三处于下风，时常遭受胜保有意无意地打压。然而，随着两人矛盾的扩大，形势逐渐逆转。袁甲三凭借地方士绅与湘军势力的支持在安徽立足，并击败胜保，最终被塑造为“中兴名臣”。胜保则在离开经营多年的安徽后，逐渐失势，乃至被杀。同时，湘军势力在袁氏配合下，顺势接手安徽，将其纳入控制之下。袁、胜之争是理解咸同年间安徽政局人事关系变化的关键线索。二人围绕皖省军事最高指挥权的明争暗斗，可以折射出这一时期满汉力量的消长与央地关系的变化。
袁甲三与胜保，是咸丰、同治年间安徽军政格局中的两名要角。袁、胜两人，一北驻亳州，一南踞颍州，相距不远，各统一个大营，并且长期不合，在清廷奏章中相互攻讦、在安徽军务中彼此掣肘，给了太平军、捻军以及皖北团练苗沛霖坐大的机会。袁甲三督师皖省期间，相继受到满臣福济、胜保的打压，两次丢官，数次险被问罪，又凭借湘军势力由暗到明的支持，得以渡过难关，并最终击败胜保。通过梳理袁、胜关系及其背后支配力量的博弈，可以深化咸丰同治年间满汉诸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各种势力的角逐。
咸同年间，安徽不仅是清军与太平军拉锯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也是捻军的主要活动区域。为维持在皖省的统治，清廷相继在该省挹注多股军事力量，其中较有战斗力的是袁甲三部与胜保部。袁甲三先于胜保入皖，曾因福济弹劾而去职，复出后仍未得到清廷信任，只能以帮办军务身份依附于其他满人将领。为使安徽军务有所改观，清廷起用胜保主持皖省军务，并授其钦差大臣之职。在这一时期皖省军务的人事安置上，清廷对满人更为倚重。
袁甲三与胜保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清廷分而治之的军事指挥体系。钦差大臣职位并未给胜保带来改观，双方矛盾反而愈积愈深，陷入内耗。两人矛盾升级以致不能共事、共存。胜保将袁氏排挤回京，袁氏又凭借湘军势力的暗中支持与皖省士绅的声援，得以重返安徽。由袁、胜轮番被召回京之事，可知在时局变化之下，影响清廷决策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胜保回京之后，因祸得福，先后参与八里桥之战与辛酉政变，重获清廷宠眷。袁甲三则因困守临淮，办理寿州绅练仇杀事件不善，遭到胜保的趁机打压，失去清廷信赖。胜保为夺得皖省军事最高领导权，在打压袁甲三的同时，试图将湘军收入麾下，触怒曾国藩。为维护湘军在皖的利益，曾国藩亲自出马，加入对胜保的斗争，将其排挤出安徽。在此期间，曾国藩所奉行的“扶午（指袁甲三）抑克（指胜保）”之策，可谓是胡林翼“推袁去胜”之策的延续，其中区别，不过是由暗转明，由幕后转至台前。
从袁、胜交恶的史实看，袁甲三与胜保在安徽不能和衷共事，根源在于军事指挥体系未能为两人划定明确的职责。督办与会办位有高低，职有专司，并非严格意义的上下级关系，颇类督抚分寄的意味。在矛盾初期，胜保凭借满族亲贵身份占据上风，但随着战局发展，胜保本身才能的局限愈发凸显。湘军势力对二人迥异的态度，以及地方士绅的向背，在两人角力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袁甲三与湘军领袖，同受胜保的打压与排挤，又有私谊，在军、政大事上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经过咸丰年间战争的洗礼，以湘军为代表的新式军事力量已逐渐成为保卫清廷统治的中坚力量。与此相伴随的是，从胡林翼到曾国藩，湘军势力在安徽人事问题上，对清廷决策的影响逐渐由暗转明，体现出此时期汉人督抚权升的时代特点，清廷对其意见也愈加重视。此外，在地化安徽士绅的向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些士绅以道义自许，团聚于保护“名教”的大旗之下。在如何取得他们认同这件事上，相比满员，儒学功底深厚的汉族高官显然更有优势。正是在这些因素交织之下，袁、胜之间攻守易势。以往论者以胜保与湘军的矛盾为视角，认为胜保的最终命运，表明了“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消长发生倒转，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若以袁、胜二人矛盾为视角，可以看出双方在安徽长达数年的不和，早已为湘军与胜保的直接冲突埋下了伏笔。以湘军势力而言，介入袁、胜之争，使其最终得以顺利接手安徽军政。可以说，湘军影响之下的袁、胜之争，正是满汉势力“倒转”在安徽的具体体现。
在满汉权势关系此消彼长的同时，央地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从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崛起的视角看，央地关系的变化表现为地方督抚与士绅对于清廷的决策影响愈来愈大，乾纲凭以舆论影响。深究之下，清廷自身一意集权、玩弄权术的做法，也无意间推波助澜，促成这一历史现象形成。作为坚定维护清廷权威的满人大臣，表面上在地方上事事压汉人大臣一头，但同时也要受其他汉臣的制约，始终难以统一事权。维护清廷集权的满臣，同样也是清廷分化与防范的对象。清廷这一做法，导致安徽清军始终难以统一调度、频频失利，最终需要湘军入皖方能使局势改观。以此观之，同治朝“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也是清廷政局发生转折的关键。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