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小悠，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摘要】雍乾以降，在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的碰撞博弈中，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其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的选拔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内务府索绰络氏是清中期最重要的满洲科举世家，嘉道重臣英和是其家族代表人物。英和的性格塑造与宦途穷通，与其身世背景关系密切。他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之中，从《奉使陕甘日记》《壬戌扈从随笔》二种日记史料即可见其一斑。
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是讨论清前期政治史的两个重要维度。在保持满洲集团强力统治，与压制政敌、推崇皇权之间，雍正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而传统的宗室、贵族势力也随之弱化。在这一背景下，满洲科举世家逐步形成。在乾隆年间已经有所表现的满洲科举世家中，以内务府索绰络氏的代际延续性最为显著，嘉道间重臣英和，是其家族的代表人物。
一、满洲科举世家的形成
雍正年间，科举和学校成为皇帝培养、获取八旗、满洲文化精英的最重要形式。科举考试为他提供现成的可用之材，而学校建设则为满洲统治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雍乾以降，这些后起的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选拔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这些家族通过科举师门、联姻结媾等形式，在八旗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即“科举世家”。满洲科举世家以科举功名和文教传统为家风标识，与清初通过血缘、军功等方式形成的“传统世家”“爵邸世家”相区别。
满洲科举世家与科举出身的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共同特点。乾隆帝则更担心过快汉化导致的满洲民族认同消解，对于那些已经崛起的本民族文化精英，也抱有十分矛盾的心态。
乾隆末年，为抑制阿桂这位军功卓著，又在满汉文化精英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重臣，皇帝重用近幸和珅，保持皇权在行政运作中的有效性。嗣位的嘉庆帝受阿桂、朱珪等人影响，极力重用满汉文化精英。又因为旗缺较多、升迁更易，那些围绕在阿桂身边的旗人科举成功者，如铁保、英和等，在嘉庆初年迅速崛起，进入统治核心，进一步引导旗下子弟向学之风。
二、从两种日记看英和的身份认同
后人凡谈及英和，重视对其政绩、文学、书法成就的考察，却常常忽略他的内务府近臣角色。英和本人也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中。
笔者曾整理校注英和稿本日记两种，即《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前者所记为嘉庆七年英和随扈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诸事；后者所记为嘉庆十一年英和奉旨偕内阁学士初彭龄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日记中，作者对人对事所表达的态度，是真诚流露，是避而不谈，抑或刻意掩饰，与其生平著述相结合，即可窥知一二。
（一）《奉使陕甘日记》中的“八旗士族之冠”
英和家族很早就显现出亲近汉文化的自觉。其高高祖布舒库娶肤施汉女张氏为妻，开始满汉通婚。高祖都图喜读汉文书籍，“深以读书望后人”，甚至在卜地营葬时，要求堪舆者“为吾卜一世代秀才地足矣”。雍正二年，英和大伯祖富宁考中举人，到英和之孙为止，其族人共考中进士7人、举人7人，与同时代最顶尖的汉人文化精英家族相比肩。
乾隆后期，和珅备受以阿桂为首的满汉士大夫群体孤立，急切希望通过与英和家族的联姻打通障碍，英和之父德保拒绝权臣和珅的联姻。这一举动无疑为英和在嘉庆年间日益强化的满汉士大夫共同体中赢得口碑。从这一视角审视，《日记》称得上以英和为中心的，清中期科举史、士大夫群体社交活动的动态展现，许多不经意的细节，都可以作为科举史研究的活态样本。
首先，《日记》中英和笔触最亲切的，是父子两代通过科举师门构建的世交网络，代表人物是方维甸与那彦成。方维甸时任陕西巡抚，其父方观承是观保、德保兄弟业师。两家结好于微时，显达后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日记》提到那彦成处，无论称呼、动作、诗作情感，都显得与众不同。其次，英和一行沿途所过省府州县，除地方文武照例迎送外，那些与他有科举师生、同年关系之人，也都前来迎送问候。为了显示这些人与自己的特殊关系，英和特意将他们的身份标识出来，注明某岁同榜、某岁通家，而予以特殊礼待。《日记》记录：六月“十一日午初一刻拜折，即起身，将军、抚台，文武各官俱送于城外，乙丑通家王森文、林庆章单送。”时任陕西巡抚方维甸与英和世交挚友，这样单送的举动，自然能为王、林二人在陕西的发展提供潜在帮助。
（二）《壬戌扈从随笔》中的世仆与儒臣
然而对于英和家族来说，比科举世家身份更根深蒂固的，是内务府皇家世仆角色。英和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曾获得一个低微官职——内务府会计司笔帖式。英和祖上初为睿亲王多尔衮府属，后归入内务府包衣，高、曾辈多为内务府司官，联姻各族也多在此列。
作为少有异才的内务府子弟，英和从小就被乾隆帝认识，也得到特殊关照。嘉庆六年，只有30岁的英和就成为嘉庆皇帝的倾诉对象，私下里对英和抱怨：“宵旰筹军，忧勤备至，何以天意尚不欲奏功耶？”英和对曰：“此正天心仁爱，欲吾皇知为君难耳。”正因为亲密无间的家臣身份，英和才能屡次不避莽撞专擅之嫌，对国家政务和皇帝私务提出意见，令朝野侧目。
不过，英和自幼所受的正统儒家教育，与对士大夫共同体的强烈认同感，使他不愿意承认一个基本现实：自己的发迹之快、信用之专，主要基于皇家世仆的出身，而非翰林儒臣的价值。这一微妙的内心感受，在《随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仕途上风光无限的英和在这次木兰之行中任务繁重。作为南书房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他负责处理避暑山庄各宫殿内的“笔墨帖落”，又多次奉旨赓和御制诗。作为理藩院侍郎，他要引导哲普尊丹巴呼土克图和蒙古王公觐见皇帝，并组织招待外藩宴席。最辛苦的职任还是内务府总管大臣，这需要他在行进途中“每日前驱至行宫，必入内查看，出候圣驾。”但在《随笔》记述中，英和仍不遗余力表现自己的士大夫身份。英和在承德期间往来宴饮、联句唱酬的主要对象如朱珪、戴衢亨等，均为汉人士大夫，满人则只有同为进士出身的刑部侍郎瑚图灵阿，以及能文善画的姐丈伊铿额。
（三）英和的得意之机与造祸之门
特殊的出身与少年早达的经历让英和对于朝廷大政和皇家私事都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在朝廷大政方面，英和反对捐纳，议开矿厂，倡导财政改革，力主兴海运以代河漕，对相关利益集团有所触犯，激起部分官吏的强烈不满。对于皇家私务，英和虽长期充任内务府大臣，却动辄以重臣、儒臣立场进言，劝谏皇帝在私人用度上克制节俭。
英和碰到性情敦厚，对他较为信任的嘉庆帝，虽未尽接受，尚能有所包容。而道光帝秉性刻忌，易于动摇，英和的大麻烦便接踵而来。道光六年十二月，直隶人陆有章等向户部呈请在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英和答应代为奏请，而未计其他。道光帝以开矿地邻近西陵祖茔下旨严斥英和，将英和由协办大学士降调理藩院尚书，并退出南书房、内务府总管等内廷职任，是为其晚年失势的开端。英和以儒臣立场管理宫廷事务的做法，还大大开罪了内务府同侪。道光八年，英和督办宝华峪陵工，因追求节省影响了工程质量，以致地宫浸水，险些被定为死罪。事实上，道光帝虽有节俭之名，却不想委屈自己的万年吉地。英和以汉文帝薄葬故事向道光帝进谏，符合他损上益下的一贯主张，却违背了皇帝心意，也不符合他作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本应代表的群体利益。
英和本人虽然竭力伸张自己“书生”“翰林”的文化认同，以清流世家重臣身份立朝，但作为内务府皇家世仆，仍然要承担保守旧俗的义务，即便在高度文治的嘉道年间也是如此。内务府大臣这样的“浊官”职任，几乎伴随他全部的仕宦生涯，大量琐碎的皇家私务被隐藏在他与满汉同年、通家的携游唱和之中。最终，这位深受朝野瞩望的满洲儒臣，因为价值观与职务立场的冲突获罪，被发配到满人祖居的白山黑水之间。“才不竟用”的遗憾背后，是身份认同带来的现实困扰。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3年第5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