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租界卫生交涉是民国时期各种租界交涉中的一种。因卫生而产生的租界交涉不仅与租界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且与租界、华界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特权、主权、公共利益等交织在一起，加之民族主义等的影响，导致了各种租界卫生交涉的发生。租界卫生交涉涉及主权、清洁卫生等方面。各种交涉体现了租界、华界在卫生领域的关系以及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展现了租界制度与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租界、华界关系与卫生交涉的产生
作为列强在华的“飞地”，租界设有市政机关，并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公共卫生。租界移植的是西方城市治理的模式，其医疗卫生建设早于华界，且在整体上优于华界。在通商口岸，租界与华界实行分治，在制度和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两者又是彼此毗连的区域，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卫生问题往往关系二者利益。这种利益不仅涉及地方公共利益，而且涉及地方行政权，甚至涉及国家主权。
就租界而言，其对华界的态度和对待租界内中国人的政策均会导致冲突与交涉的产生。一方面，租界作为拥有特殊权力的空间，对华界往往采取一种排斥性的政策。租界毗连区域产生的卫生问题，往往引起租界当局的干涉，引发中外交涉。另一方面，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殖民制度，根据其政策和法规，对居住于租界或来往于租界的中国人实行管辖。而且，租界当局常以卫生为借口，限制中国人在租界的生活与经营。随着中国人主权意识和卫生意识的提升，以及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卫生建设的发展，中国人对于租界内外的卫生问题更为看重。因此，中国官方常会针对租界的要求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或因民众的要求而向租界当局表示抗议，中外交涉由此而生。
二、租界卫生交涉的多维面相
晚清时期，租界与华界就产生了多种交涉，上海防疫交涉就是典型的例证。民国时期，随着租界和华界的发展，卫生问题更为突出。中外之间围绕着租界内外的卫生问题进行了多种交涉，涉及不同利益主体。具体而言，1912－1937年间的租界卫生交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卫生与主权交涉。租界制度是条约特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国主权造成了极大的侵害。民国时期，卫生导致的与租界有关的主权交涉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推广租界与卫生交涉。二是与卫生相关的租界违约越界交涉。三是收回租界中的卫生交涉。以上三种交涉中，第三种较为特殊。从整体上看，这三种交涉虽然较少，但是均展现了由卫生导致的主权问题与主权之争。除以上外，1933年中法之间发生的天津租界海军医学校和医院地产处理的交涉，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国家主权和权益的问题。
（二）清洁卫生交涉。租界与华界相邻，华界的清洁卫生问题会影响租界，租界的清洁卫生问题也会影响界内中国人。在毗邻租界的华界，有的地段的确存在清洁卫生问题，租界常以此为由，向中国地方当局提出交涉。
（三）租界垃圾、污水、污物处理的交涉。租界向来标榜注重卫生，然而租界的垃圾、污水、污物常影响华界卫生。这自然引起了中国各界的不满。
（四）租界经营管理与卫生交涉。租界在卫生管理方面，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界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中国人创办的企业，均受其约束。而且，由华界运入租界的食品等受到租界当局的限制。若租界政策不合理必然引起中国人的反应，相关利益主体常会因租界的不合理施政，呈请地方政府向租界交涉。在此类交涉事件中，典型的有1913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小贩经营问题交涉、1926年的上海法租界卫生捐交涉等。
（五）租界违法经营的交涉。租界作为特定的区域，是不法中外商人经营谋利的重要场所。依托租界贩卖麻醉药品、销售伪药的行为屡见不鲜，相关交涉多有发生。民国初年，中国就因租界贩卖鸦片而与俄国进行过交涉。1912年，浙江都督因俄国商人在杭州租界开设洋行“专卖印药”一事，致电外交部。但实际上，中方难以禁止俄国人的上述行为，中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同样如此。
三、重利益格局视域下的租界卫生交涉
作为租界交涉的一个组成部分，租界卫生交涉具有其特殊性。这不仅与租界与卫生的特殊性有关，而且与利益主体较多有关联。各种利益彼此之间的冲突、协调，使得租界卫生交涉及其成效和影响显得较为复杂。
（一）主权与特权之间。作为特殊的区域，租界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长期存在，实行不同于华界的统治秩序，不受中国约束。因此，租界与华界是截然不同的区域。这就造成了租界内外医疗卫生的割裂，进而对租界内外的防疫等卫生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弥补这种边界内外的分割所带来的问题，租界和华界当局不得不在事涉双方利益的防疫等问题上进行协商与合作。
（二）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在通商口岸，租界与华界在空间上是毗连的区域，在治理上却是分隔的区域。这种特点决定了二者为解决影响共同利益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得不进行某些交涉与合作。国际联盟、国民政府卫生部也曾召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部局的公共卫生代表，“讨论联合预防霍乱方法”，并就相关办法进行了商议。但是，租界毕竟是特殊的空间，拥有强权政治的庇护。因此，租界与华界在处理有关公共利益的卫生问题时，所处位置显然是不对等的。租界往往以强者的姿态，针对附近华界卫生状况提出交涉；中国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认真对待。同时，租界对待边界内外的利益区分是十分明显的。这就导致了租界在处理界内的卫生问题时，不可能完全顾及界外的公共利益。如租界越界排放污水、倾倒垃圾、排放污物，均会对华界的公共卫生造成危害。
（三）官民之间。租界卫生交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各种交涉体现了官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而且，在关系主权问题上，官民之间表现出了一致性。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相关租界卫生交涉的成功有积极的影响。
（四）外交与内政之间。租界卫生交涉作为近代中外交涉的一个特殊方面，与内政建设尤其是医疗卫生建设有着重要的关联。这些交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就缘起而言，租界卫生交涉除外交诱发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卫生这一内政问题。各国租界当局以卫生为由提出交涉，甚至要求扩大租界；中国当局也因租界在卫生领域的举措而提出交涉，以达到维系主权和保护国民利益的目的。这些交涉因卫生而起，使中国各界不得不重视卫生建设。受其影响，中国政府往往要求通商口岸做好卫生建设。这种外在的刺激和本国政府的倡导对于通商口岸城市的卫生建设有相当的推动作用。然而，从整体上看，受时局动荡、经费不足等的影响，中国医疗卫生建设长期滞后，难以起到积极配合外交的作用。
总体而论，1912－1937年间，中国与外国围绕租界内外的卫生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涉。这些交涉是卫生影响中外关系的体现，也是租界与华界关系在卫生问题上的反映。各种交涉的产生固然与卫生这一公共问题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租界这一特殊制度的存在。作为特殊形式的中外交涉，租界卫生交涉展现了特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关联和社会问题，体现了复杂的利益关系。
文章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