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晓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讨论解放区20世纪40年代移民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分析二者发生的原因以及与此前移民垦荒的不同，在这一背景下理解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诞生。通过比较《兄妹开荒》与本事的差异，论述解放区新文艺的展开过程，在此基础上论述人民文艺如何立足现实，不断调整焦距，引导和推进历史前行，体现了文化与历史“两种真实”的辩证运动。
解放区军民在20世纪40年代共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需要自力更生，扩大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边区的优势是人少地多，客观上有接收移民的条件；另外，1942年河南、陕西交界灾荒尤其严重，造成难民潮，其中北上的难民即逃往解放区。在1942年高干会议上，边区政府将“移民垦荒”列为经济建设的第二件大事，开荒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43年移民开荒与三五九旅军垦南泥湾一起将大生产运动推向高潮。
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分得60多垧（一垧为16亩）荒山，他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边区模范、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时期，《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此后，吴满有在边区被树立为能吃苦、会持家的劳动英雄典型。边区宣传的另两位更重要的移民劳动英雄是马丕恩父女。1943年2月，边区政府授予马家“父女劳动英雄”称号，并在群众大会上颁奖，边区主席林伯渠为马丕恩的奖旗题写“移民模范”，为马杏儿的奖旗题写“妇女光荣”。《解放日报》记者田方以《马丕恩在召唤》为题，对马丕恩回乡动员移民进行长篇报道，关中农民一时纷纷南下，掀起了移民开荒热潮。
媒体对马丕恩父女的宣传报道有逐渐变化的过程，从开始宣传一家之主马丕恩、嘉奖父女俩，逐渐开始重点宣传16岁的女儿马杏儿，称她是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第一人”。1943年2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首次将马杏儿描述为新中国的“女儿”，高度肯定了这位埋头苦干、敢为人先的开荒少女。马杏儿作为农村新女性，改变了当地妇女不下田、不事生产的旧风俗，成为边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典型。马杏儿的故事也很快从解放区流传到国统区，她也是唯一被重庆《新华日报》专题报道的解放区劳动模范。1943年边区掀起了学马杏儿、写马杏儿、唱马杏儿、演马杏儿的热潮，在延安一带还出现了以民谣改编的歌谣和秦腔《马杏儿》，音乐家根据民间歌调谱成的《移民歌》也唱到了马家移民的故事；古元、彦涵等画家以移民为素材创作了木刻《移民到延安》等。
1943年初，羊路由参加了鲁艺秧歌队，经反复酝酿、讨论，他们决定把马杏儿父女的模范事迹编成小型广场秧歌剧，写成《兄妹开荒》。《兄妹开荒》是《讲话》后新秧歌文艺运动中第一个广场秧歌戏，在边区和各解放区风靡一时。其中兄妹角色设置，与解放区20世纪40年代的家庭改造主题相关，其形式上的新变化也反映了解放区文艺在家庭叙事上遭遇的难题。《兄妹开荒》没有采用常用的夫妻模式，而是将本事中的父女二人转换为兄妹。这一改动的原因是什么？解放区出现了新民主主义家庭观。如果说新夫妻模式表达的是“五四”后的现代家庭叙事，那么《兄妹开荒》体现了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念。兄妹表现新大家，夫妻体现小家。1943年边区政府提倡“建立革命家务”。将“家务”定性为革命的，这也是共产党的创造。如此生产和经济计划首先从家庭计划开始，公私不再对立，民主政治也延伸至大家庭中。这是延安将政治输送到基层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成功举措，并在此基础上倡导“新家风”和“新村风”。在父女二人文学叙事结构中，父亲容易被设定为权威、守旧一方，这一叙事结构在文艺作品中容易被塑造成父女冲突结构，这显然不利于表现新社会，而书写新社会新父女的文学形式还没有出现；如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何以马丕恩、马杏儿为原型的父女劳动故事既没有写成“父女开荒”，也没有编成“夫妻开荒”，而是改写成“兄妹开荒”。嵌套着公私结构的“革命家务”打破了公私对立，家庭小公家连接着革命大公家。这一家庭伦理改变了“五四”激进的家庭革命观念，也暗合了解放区巩固大家庭、不鼓励分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由《兄妹开荒》我们看到20世纪延安道路如何在反殖民战争中、在被动工业革命中另辟蹊径，通过组织劳动、通过勤劳革命抵抗殖民压迫、实现民族复兴，并由开荒这一环节进行个人、社会、组织的再造。
通过《兄妹开荒》的演变史，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区将个人事件纳入政治规划的方式，无论是走出家庭还是巩固家庭，无论是“小农”还是“大农”，无论是秧歌剧中夫妻模式还是兄妹模式，我们看到了解放区新文化不断聚焦调聚的进程，调聚是为了从实际出发，逐渐引导大生产需要的新文化，大生产的现实如何借由对传统符号的征用塑造出新文化，新的文化政治为了起到实际作用必须进行调适、变焦。这一类似镜头调聚的过程也使我们看到了历史和文艺运动中的难题性：文化表达和历史事实的不一致，这种“史实”与叙事的不一致常为历史和文学研究者关注、焦虑甚至诟病，如何不将其二元对立而在“文、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是文艺研究的难点。抛开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哲学判断不谈，在实践的层面上，与其苦恼于文化符号与历史现象的不一致，以及采取种种花言巧语弥合这种不一致，不如将表达性真实与客观性真实之间的张力当作矛盾运动的对子，或者用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的“难题性”来看，不一致显示了一个现实难题，正是这一“难题性”推动我们思考，它也是文化和历史相互纠缠运动的动力。由马丕恩父女到《兄妹开荒》，我们看到了解放区文化围绕历史本事的运动过程，新民主主义正是从这一“难题”出发，施行历史实践和文化改造的辩证法，“尊重历史的固有条件”，“从实际需要出发”，推动历史前进。文化上也遵从这样的实践哲学，不断调适，实现如阿尔都塞所说“思想与理论如何根据这个难题本身的基本层次上产生的变化重新组合作出调整”。同时也如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所言，与其要求客观事实与文化表达一次性重合，不如承认二者不一致这样的“不完美”，它“表明一种可接受的而且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理论上却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本身的情况使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难题中的变化和‘真实世界’中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文章摘自《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5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