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传布历史知识发挥更大作用的通俗大众历史读物包括教科书，是延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不被研究者重视。本文着重发掘延安“降低一格”的中国史读物，分析它们的叙事策略、意图及其对建构历史知识的影响。
一、“降低一格”的中国史读物
延安最初在写史与读史方面都不尽人意，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后才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授意范为边区民众编写一本通俗中国通史，但最终写成专门著作。范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虽有限，但其所建立的唯物史观中国史体系，是延安等根据地从事“降低一格”的历史写作者的知识之源。1941年叶蠖生建议另外编写几部简单的通俗课本，这一想法是延安各界的共识。从这年开始，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区军民无史可读的状况。大众化的中国史读物种类如下。
其一，延安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研究室编《中国历史简明教程》，适用于一般初级中学的教学，但同时也求其适用于有相当文化水准的人们的自修。此书详尽程度不及范著《简编》，通俗易读又比不上许立群《中国史话》，故不如延安其他历史读物流行。
其二，许立群《中国史话》，从远古写到鸦片战争前，时限与《简编》同。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都有一个小标题，如叙述隋唐的对外侵略一节中用了“薛仁贵征东”，在叙述隋唐的对外交通时用了“唐三藏取经”，如此“读起来像听故事”，明了易懂，无意间代范著承担普及的任务。
其三，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和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属于中级读物，缓解了小学教师及一般中级干部“无东西可读”的困境。《中国近代史讲话》共二十讲，从鸦片战争讲到全面抗战。1949年韩启农在延安又编写《中国近代简史》，叙事截止于抗战结束，在体系上采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观点，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四，谢华《历史》和尹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属于“中国常识小丛书”，目的在帮助一般革命战士和民众了解中国具体情况，懂得一些中国国情。谢华、尹达均参与《简编》写作。
其五，中小学历史课本。辛安亭《历史课本》，前三册中国史，第四册外国史，从古讲到今，简明扼要，具体生动。张思俊《史地课本》第二册从远古到鸦片战争前，第三册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采用简明的写法，容易学习。这两套高小历史课本均经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审定，各根据地（解放区）皆有翻印。
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为陕甘宁边区初级中学编写，共两册，上册中外历史合编，仍以中国史为主；下册被毁。1949年编者删去外国史部分，改正字句，出版了修订本，作为全国初中历史课本。1953年叶氏出版《简明中国史话》两册，是在《中国历史课本》基础上改写的通俗读物。
中共在苏区时代也要求学习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只是当时没有条件开展广泛的写史和读史活动。到了延安时代，中共政权获得承认，于是有一个相对平稳的空间推动历史教育。延安的历史读物在1940年后陡增，其因或有二端。
其一，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历史知识，都是共产党的“行动的指针”。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有效推动集体行动的前提，延安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密集出版了一批中国史读物，正欲以历史知识为媒介，将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实践（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武装民众的头脑，提升革命队伍的战斗力。
其二，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范文澜：“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1941年9月，范著《简编》上册出版，毛泽东高兴地说：“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左翼史家之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热心写史，翦伯赞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
二、斯大林、毛泽东与历史叙事原则的确立
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深刻形塑了延安的历史叙事模式和原则。苏联史学界的理论资源较早译介到中国，但各种理论来源驳杂，乃至相互冲突。到了延安时代，中共选择以斯大林理论作为正误的标准。《联共党史》对斯大林的历史学说作了“最正确而又简单的叙述”，在左翼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联共党史》的历史书写模式，也对延安史家产生深刻影响，如范文澜《简编》“简短的结论”这种形式，就是仿《联共党史》的做法。
《联共党史》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下称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直接影响，被左翼史家奉为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立场与方法”，它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延安史家非常熟悉斯大林《主义》，反复精读咀嚼，内化为个人的文字和思想，作为写史的准绳。
苏联史学影响延安史学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主义》提出五种社会形态，中国史家只要确保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史实的支撑，从而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与世界历史是一致的。《通史简编》的编者们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用大量的具体的历史材料给以表现。将观点、方法藏在材料内，所写出的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简编》的成功不在于发现历史规律，而在于用具体的历史材料说明“中国史的发展是合乎一般规律的”。
中共的历史叙述一再申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表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因为未来是既定的，实现目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在行动上就表现为“眼睛明亮，心里有‘根’，工作也更加劲”，坚定革命的信心和道路。
延安史学除了受苏联的影响，要以毛泽东的作用最大。他的思想在延安等根据地深度介入史学活动，1950年后更延伸至全国史学界。概括来说，毛泽东从三方面形塑延安史学的特征。
其一，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对象问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历史作品作为延安文化之一，主要面向一般军民。历史读物面向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如何让读者能“咬得烂”，“懂得透”，延安文史教育者对此做足了功夫。在延安，历史通俗化、大众化最成功的案例是许立群《中国史话》，被吴玉章誉为“抗战中可宝贵的历史读物”。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斯大林《主义》给予最权威的回答：“首先就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这一观点被毛泽东接受，他所以赞扬范著《简编》，正因为它是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出发，分析各时代一般民众的生活境遇。
其二，暴露敌人，歌颂人民（态度问题）。延安的历史读物密集暴露统治者的黑暗，正是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暴露敌人”只是一种叙事策略，并不能说明作者看不到统治者的正面价值。许立群《中国史话》一方面侧重暴露统治者，另一方面又承认书中“对于某些统治阶层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积极意义的估计还不够”。在延安，中国史读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农民起义，皆作为“革命”行动加以赞扬。1939年毛泽东提出著名的“造反有理”，这句话运用到历史，便出现范著为历代的农民起义辩护。辛安亭《中国历史讲话》、许立群《中国史话》、张思俊《史地课本》等都无条件地歌颂农民起义。
敌人黑暗与人民光明的对立叙事，会产生良好的动员效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整风学习文件，“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经过此番洗礼，光明与黑暗变得泾渭分明。但“敌人”不是完全不能赞扬。例如叶蠖生的《中国历史课本》以肯定的笔调叙述封建帝王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人民”也并非不能批评。中共的历史读物论述农民战争，大体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为界，此前基本只“歌颂”不“暴露”，此后既“歌颂”又“暴露”。
其三，史学配合政治诉求。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史学要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位，史学（求真）标准第二位。范文澜针对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古今中外法”，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问里面去游戏，他研究古史、古哲学或个别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今天的斗争”。
历史读物如何“帮助今天的斗争”呢？抗日和反蒋是战时延安的两大政治诉求。毛泽东主张研究民族史要“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延安的历史读物大部分完成于抗战时期，所以均侧重书写反抗外族的侵略斗争，歌颂团结抗战，谴责妥协投降。
抗战时期，反日压倒反蒋，中共的历史叙述多有“护蒋”之处。进入国共内战，蒋沦落为被暴露的敌人，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绍群《反对蒋介石卖国》等，均点名控诉蒋的罪状。其他解放区的历史课本，如晋冀鲁豫边区彭云编《历史课本》、韩启农《中国近代简史》，也纷纷谴责蒋的罪行。此种情形在抗战期间中共的历史读物中不多见。
中共的历史书写确实密切配合现实政治的需求，因时因地而异。党的任务是有时效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中共史家的历史作品如果亦步亦趋紧跟形势，必然要求反复修改。如果不修改，则无法与时俱进，甚至还会有“政治不正确”之虞。
三、接受：“推向全国去”
大量翻印延安的历史读物是在1945年后，尤其在1949年前二三年里，造成席卷全国之势。中共不仅在解放区广泛翻印、再版历史作品，有的甚至在国统区被印出来。这些历史书籍虽被“反动政府明令严禁的，或是暗中禁人阅读的，倒反而风行全国”。伴随着中共在军事、政治上的节节胜利，中共的“历史”产品也畅行全国。
在延安，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地位最高，《简编》诸版成为后来编写各种国史教材的“母本”，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影响至为深远。而范著原本所承担的普及任务最后由许立群《中国史话》完成。该书于1942年1月该书初版印两千册，同年6月再版，此后在各地不断再版；解放战争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初，此书依然在全国各地频频翻印、再版，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
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初等教育迅速发展，小学数量猛增，各地除了翻印延安的小学历史课本，也开始自编教材。这些课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取材于范文澜《简编》或许立群《中国史话》。
历史知识要落地，成为一种“可行动化”的思想资源，更多借助“降低一格”的历史读物在一般民众中的接受，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如果中共的“写史→读史→思想→行动”各个环节都能落实，使个人活动融入中共的集体行动，那么，不论从中共革命史还是从史学史角度来说，延安史学形成与学院史学截然不同的这些特质，具有不可抹杀的正向意义。
四、余论
战时延安的历史写作活动是中共文化战线的一部分，它不是孤立的行为，作者群共享了延安的政治文化，彼此间有密切的联动关系，构成了一张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网络。经整风运动后，延安的中国历史叙事渐归于单一模式，提供的历史知识，在根据地（解放区）得到大规模推广，成为形塑一般民众历史世界的主导力量。当中共史学借力军事胜利从地方走向全国，应与时俱进，调整原先的史学模式，回归正常轨道。然而，1958年“史学革命”后，极左思潮在史学界进一步泛滥。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原文约26000字。
